二、郭沫若先生研究先秦历史是以中国史前社会为出发点的。
    郭沫若先生第一次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氏族社会的崩溃是由于产业从渔猎、畜牧到耕植的发展，才促成了男权社会和私有制度。他指出：畜牧是男性克服女性的第一步，而女子成为附庸，则即奴隶制的开始。他十分强调战争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由此导致了武人的专权、男系的确立和奴隶劳动的发生。
    郭沫若先生的主要研究精力并没有放在史前学方面，但是由于他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原理，使得他能够经常以原始社会作为研究文明社会的出发点。富于历史发展的观点，这是郭沫若在他一系列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著作中贯彻始终的风格之一。这样，他能够探幽发微，提出许多与中国史前学有密切关系的重要见解。他曾经说过，他之所以研究卜辞，目的在于探讨中国社会的起源。
    郭沫若先生尤其重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从“大同”到“小康”亦即反映了这一过渡过程。他指出三代前的唐虞时代，虽不免有理想化的粉饰，但大体上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现实，儒家所指称的“大同”之世正是指此。大同所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正好道破了原始公社的秘密。
    郭沫若先生对周初社会中氏族社会的孑遗，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根据《诗经·大雅·帛系》，他指出周人在古公亶父之前，尚处氏族社会，此后才逐渐步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他认为后稷传说具有很大的原始性；从《大雅·生民》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社会的远景，而《大雅·公刘》则叙述了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太王时代周人尚处于女酋长时代。所有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真知灼见。郭沫若先生还潜心钻研了夏禹的问题，他指出，说夏代是传说时代，并不是说没有夏代；大禹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或者英雄。
    郭沫若先生从《易经》和卜辞中发掘出，史前时代的庶物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器崇拜、弃尸风俗、穴居野处、抢婚、男子出嫁、女酋长⑤、群婚等等社会“遗留”保存在宗教巫术中的蛛丝马迹，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从商周社会的基层社会单位“邑”中，他追溯出我国古代的邑最初是一种原始公社的初级形态，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奴隶劳动的单位和行政机构；进而他指出最早在中国存在过公社土地所有制，只是后来才演变为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殷周的土地国有制即是原始公社的惰性的延续，是沿袭其形式而得以固定下来的。
    郭沫若先生运用古文字学的研究，为中国史前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点：他将“臣民”的解释与国家产生进化的历史进程相联系而加以理解；他指出《周礼》中仲春通淫之习，地官媒介掌万民之判，都是杂交、野合之古俗，孑存于春秋战国时代者；他把中国古代的货币，上溯到最初作为装饰的贝，认为贝只是在后来的实物交换中被用为一般等价物。遂在古代文字中留下了大量的遗痕；他考证过殷周时代西方{K1B707.JPG}狁的部落组织；他从原始人数量概念不发达的实例，去诠释甲骨文中的某些与数字有关的史料，指出数生于手，而且古代的十日传说也与最初的数字观念相联系。
    是郭沫若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殷末周初已达到青铜铸造的最高峰，因此其起源就必须更向前追溯；他认为在西周青铜器中有许多图案如各种夔龙、夔凤、饕餮、雷纹等等，均具有浓厚的原始图腾的气味。这一点已经逐渐地得到史前考古学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明。
    郭沫若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原始宗教和宗教的起源问题，不能不读卜辞，而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这在卜辞中是可证明的。他认为祖先崇拜在古文字上最初表现在“祖”、“妣”二字上，祖、妣实即牡牝性器之象征。考古学发现的陶祖也证明他关于远古生殖器崇拜的论述是凿凿有据的。在郭沫若先生看来，一切神祇。乃至于上帝崇拜亦都是生殖崇拜。经祖先崇拜而延长。八卦符号在他看来，最初也只是男女性器官的象征及其互相组合。把一切宗教的发生全部归因于生殖器崇拜，当然未必妥当，但是他的发明却在事实上揭露出许多此前所不为人们看重的中国宗教史上的史实。他用社会发展史的理论，纠正了王国维“牝比于牡”的错误结论，认为祭牝当在祀牡之前⑥。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分析了周人与周围的荆蛮、淮夷、徐戎、犬戎、蛮貊、狄人、{K1B707}狁、莱夷、嵎夷等古代边裔民族的关系之后，指出周事实上是被四周处于氏族社会的各民族所包围的比较进步的奴隶制国家。这样，郭沫若先生就在事实上揭示了中国先秦各民族原始社会解体道路之不同于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律，即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这一阐明，即使在今天看来，对于理解中国史前学中一系列重大课题，也同样是富于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