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郭沫若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意见，这是中国史前学所应该加以继承的珍贵遗产。
    郭沫若先生不仅采用历史朔源的方法，在从事先秦社会研究时，每每能对中国史前社会发表许多精辟的意见，而且他对中国史前考古学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曾经指出，原始家庭的进化，一般是由平穴而竖坑而构巢而石累，这一推论也已为后来的史前考古学所大体证实。
    他曾经用诗歌的形式，解释了半坡瓷棺葬之所以不埋入公共墓地而埋葬在房屋四周的特异习俗，认为是母亲出于母爱的眷恋。他对把临夏秦魏家遗址的男女合葬墓视为以女子为殉葬的意见，认为在当时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很可能是女子的自愿殉死，女子作屈肢状，则表示恋恋不舍的情态；从这一类墓葬的数量看，当时还没有形成殉葬制度⑦。这些富于人文主主精神的解释，虽然未必尽妥，但也受到史前考古学界的尊重，并被视为诸说之一。
    郭沫若先生把中国史前考古学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不同于花纹的刻划符号视为汉字的起源和汉字的原始阶段⑧。这一观点已为史前考古学界所认可。他认为这些刻划符号的意义尚不清楚，但无疑已经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或即花押、族微之类；根据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动植物花纹，他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象形文字。甲骨文和金文所分别代表的中国汉字的两个系统即刻划系统和图形系统，事实上就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其中刻划系统即以史前刻划符号为渊源；象形系统则以史前的花纹图案为渊源，刻划系统早于象形系统；这两个系统实即“六书”中的指示和象形。郭沫若先生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截止目前为止，仍然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高科学水平。
    郭沫若先生本人虽然不是一位田野考古学家，但是他对史前考古学的田野实践却是十分重视的。他在日本从事古文字研究时，就曾经阅读过当时所出版的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史前学的考古学著作。他认为中国历史上那些暧昧不明的时期或者问题例如象夏代，只有凭借“锄头考古学”的揭露，才可能得以明确。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关于北京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予以了极高的科学评价。⑨
    四、郭沫若先生创造并实践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郭沫若先生的学术实践，几乎涉猎到中国史前学的所有主要领域。这些领域主要有史前考古学、文献记载、古史传说和民族学等。不仅如此，他比大多数史前学家更为优越的，还在于他在古文字学上的深厚造诣。
    郭沫若先生十分重视史料学的建设，他认为史料的检讨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必要而且基础的阶段，材料的真伪与时代性是其价值的根本所在。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强调指出，在正史、野史之外，出土文物也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不等于历史，这只是基础的工作；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就要靠石器、陶器等实物资料来研究。⑩他认为：史学方法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要借助于地下的考古发掘。
    郭沫若先生认为，史前史的建设，不能没有对于古史神话传说这一项史料的清理。（11）他在进行有关的研究时，总是善于把史化的神话传说还原其原来的面目，他先后研究过帝俊传说、二女传说、玄鸟传说和女娲传说等。他将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女主人解释为女娲，认为女娲曾为至上神；这是母系社会的反映，而在阶级社会的结构中得以残留。（12）这种将考古遗物与古史传说相结合的方法是他治学的特点之一，此外，他还通过古文字去讨论娥皇、夏禹等传说。他把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帝王系统，还原为周秦学者对荒古历史的合理推论。
    郭沫若先生也是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这在中国民族学学术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要恢复人类上古历史的本来面目，最捷径的办法，就是从停留在原始阶段中的氏族社会里去寻找材料。将民族学材料应用于与历史学的比较研究，这是郭沫若治学方法的又一特色。他曾将北美土著的政治结构比较于中国古史中的四岳十二牧九官等，也曾将彝族的原始的奴隶社会比较于殷周时代的社会结构。
    把古史研究（包括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包括古器物研究）和古文字学研究（包括甲骨文、金文研究）相结合，这是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将民族学引进历史学领域，也是这一方法的重要内容。这样，就使得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开拓了在当时几乎是一切可能的史料来源，同时又尽可能地回避了各种史料的不足与局限，以达成高水平的研究。
    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是中国史前学目前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由郭沫若先生主编，尹达先生负责，集体编写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就是对这一方法的重要实践。这种与中国新史学相联系的方法论，也是郭沫若留给中国史前学的重要遗产之一。
    郭沫若先生毕竟不是一位职业史前学家，他在一些个别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着可以商榷的地方。同时由于时代和材料的局限，也使他的不少结论具有某种历史的相对性，例如早期在应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时，多少有某种程度的机诫套用的倾向；同时，他还常常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气质带进史学研究的领域中来。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纪念他为中国新史学在史前学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继承到大量丰富的学术遗产；也不会妨碍我们对这些珍贵的学术遗产的科学价值作出一个公正恰切的评价。
    注释：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序
    ②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尹达《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中国史研究》1976年2期
    ④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⑤《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
    ⑦郭沫若《对临夏遗址合葬墓的一点说明》载《考古》1964年8期
    ⑧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1972年3期
    ⑨郭沫若、杨钟健等著《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⑩《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52-5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