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张女子自由
    严复以评击封建陋习作为妇女解放的出发点，以主张女子自由自强自立作为妇女解放的宗旨。严复对中国妇女的地位、权利作过历史考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吾中国之女权受损大要而言，则在宗法”，在宗法制的社会中，三纲五常是封建主义的核心，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中国女子，有三从之义，故终身其身无自主之一日。云最亲之男子，则其初之从父，其后之从子。”[3]（P955）严复从天赋人权出发，指出三纲五常是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若使妇女解放，就必须破除纲常名教，让女子真正做到婚姻自主、社交自由、自强自立于社会。
    （一）婚姻自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一直处于受歧视被压迫的境地，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严守《仪礼·丧服》之说，即“妇女有三权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无任何自主权，甚至连关乎自己命运前途的婚姻也听天由命，一生的祸福荣辱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妇女的悲哀。
    媒人在西周已产生了，“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如果婚姻不用媒，便会让别人耻笑，甚至怀疑不贞，因此媒约婚姻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基础，造成无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悲剧。严复批评说：“女子嫁一丈夫，但是如何，总须安分敷衍，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严合正性，言之侃侃，此少年真丝毫不识他人痒痛者也。”[4]（P829）严复提倡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婚姻不是两性简单的结合，而是精神及社交的高尚需求，他认为“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由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1]
    （二）社交自由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然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以“严男女之防”为借口，禁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令其相夫教子，整日“事父母，事舅姑，事夫子，”争当贤妻良母。对此，严复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禁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是视女子为玩物，害怕交往中生出“越礼之事”。其实，“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1]因此，“防之愈严，启乱愈多”，应当冲破男女畛域，让女子走上社会。严复从中西比较中指出，“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均能与男子平权，中国则若于政权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妇女之不见天日久矣。”[1]严复主张妇女社交自由便是让她们“阅世”，不能仅让女子充当人妻、人母的角色，让自己的命运操于他人之手，他说，“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1]同时，严复还提出妇女社交自由的有效方式是建立一社会组织，要有人出面“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庶几风气渐开矣。”严复强调妇女解放应自立组织，无疑开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
    （三）自强自立
    严复说：“使国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1]妇女一旦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人格，就能自强自立于社会。广大妇女只有真正走向社会，分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才能摆脱依附于男子的地位，自立于社会。严复提倡妇女应顺应时代要求，反对女子“坐以食利”，要让女子也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破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陈规，他对“妇女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的现象十分痛心。呼吁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只有“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让妇女贡献于社会，多学西方格致之学及于民生、兵农、礼乐有用之学，这样既减轻了家庭的拖累又服务于社会，这正是妇女自强自立之道。
    三、倡导女子教育
    严复认为妇女解放的真谛在于女子教育，女子只有受教育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愚昧。“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男子、女子应享同受教育的权利。《女儿经》云：“若论妇人，先须静默，从来淑女，不贵才能。”针锋相对，严复提出女子应受教育的主张，“受教莫先于庭闱，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5]（P589）
    （一）兴办女学
    严复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一生与教育息息相关，他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严复自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女学，他分析中国妇女的现状说：“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1]因此，为了提高妇女自身的觉悟以及保障妇女自立谋生的能力，“女子教育，必为改良，”“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之处。”[5]（P589）
    当时，中国的女子教育已经萌芽，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过一些女校，最早是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此后在“五口”及香港相继出现女校。1897年，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在上海筹办女学堂，并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为兴办女学作宣传。严复知道后，立即表示赞同，并立就《论沪上创办女学堂事》一文，认为女学的创办是破除封建礼教，实现男女平等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西人？”[1]对女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1906年，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时，家居上海，当时在上海女中求学的甥女何纫兰常来求教，何纫兰对当时上海女校的教学水平非常不满，希望严复能自己创办一所“完全的女学”。对此，严复十分乐意，他说：“我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4]（P829）并对何纫兰的志气大加赞赏。严复为使此愿早日实现，亲自到南京游说南洋大臣端方，劝说端方参与创办“完全国粹教育”的女学，端方当即表示“乐从”、“可出力”。为使女校顺利创办，严复集几十年办学经验，拟定了七条女学宗旨，如“此校管理员用女”，“西学则用西妇”，学员可以是“未嫁者”或“已嫁者”，“两年预备，而三年正斋”。至此，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严复的积极倡导下终于开展起来。1907年，政府颁布《女生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章程》，至辛亥革命后，各地女校的数量日益增多，“五·四”运动后，女子还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