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6万是没有家眷的，他们都住在车行里，由承放人搭建二层三层搁楼供给车夫居住。在每一家车行的二层搁楼上，须住着二三十个车夫；一间三层通搁，则须容纳四五十个车夫。他们在地板上铺着肮脏的被席，依次的排列着。他们中间拥挤得没有一些距离，这里的空气是污浊的，地板是龌龊的，臭虫、白虱是这里的特产品”。在有家眷的4万名车夫中，“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间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17](P676)棚户区的生活环境，只能用非人来描述：“草棚大率建于泥地之上，四周墙壁或用竹篱，或用泥草碎石等泥凝物，顶覆稻草，窗是大都没有的。通常一座草棚是一大间，长二丈，宽一丈余，也有用芦席或板壁隔成小间，前部为炉灶和休息之所，后部为卧室厕所。地下没有沟渠的设置，一遇天雨，积水是无法排泄的。”[40](P55)
    城市边缘地带成片的棚户区，也见于其他口岸城市。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在有大量来自华北乡村移民的天津，表现得非常明显。你很难将租界内住洋楼、穿西装、吃西餐者与住在城市边缘的窝棚里，过着与乡村农民相差无几生活的新移民相提并论。”[20](P4)据1921年的调查，在杭州“当地有不少被叫做江北佬的人，他们是从长江以北移居而来的从事零工、杂役业的下层人民。其收入仅仅只能糊口。这些人多是贫穷的，有的在陆上租房，有的就居住在随他们而来的系在运河边上的破旧的小船上。傍晚时分，从其附近经过，发现蓬头垢面的妻子、子女在河边淘米，敝衣褴褛的幼儿在一边又哭又闹，其情景真让人觉得可怜。他们生活在杭州城外的湖墅附近，这样的家庭约有1000户之多”。[41](P31)
    据1934年的调查：“南京自奠都（指1927年——引者）以来，户口日增，而棚户之增加尤速……有人说奠都以前仅有棚户4000余户，此说果确，则奠都至今，棚户增加了9倍左右，因为现在棚户已有38000户以上了”；“总之，南京棚户自奠都以来，有飞跃的增加，至今仍增加不已。究其原因，实甚复杂，言其大端，则一因南京渐成现代的大都市，吸引人口之力增加，二因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被迫离村趋市”。[42](P745,746)
    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里安家或长期立足，如1931年的一份调查所揭示的：“他们的迁徙非因都市直接生产的工商业的繁荣需要劳力而被吸收到都市的，徒以天灾、战争、匪乱（系当时的用语——引者）、土地不足等原因的循环，逼着乱跑。”[43](P278)一项综合性的统计结果表明，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与此相联系，在1930年代前期各省乡村迁徙的人口中，仍以在乡村地区间相互迁徙的比例为最大，城市与乡村互相迁徙的比例则较为接近，而其中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一些。[44]1934年在陕西的实地调查记载：“曾至西安城外之八里村，该村有农民五十余户，灾荒时离村者凡二十户，本年回归者仅有五户。至今不回归之原因，盖以籽种食粮无着，归亦坐而待毙。且离村后，土地荒芜，粮赋未清，欲再行垦殖，须先清偿粮赋，农民逃荒而归，方忧资金之缺乏，焉有巨款清偿数十年之积欠？此农民之所以一去而不复返也。即素称富裕之泾阳县，亦见荒地甚多，扶风、武功等地更无论矣。”[45]
    上述史实，充分暴露了在当时的城乡关系的格局下，众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基本状况。近有学者撰文认为：“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46]这种论断，与史实相距甚远。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未能走出乡村，或一度走出乡村后又折回，并非是其“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选择，只能迫于生计，或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求生，或困守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丧失所谓“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和“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