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诸人一样，许德珩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五四运动的产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仓促间一种乌合之众的行动，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期准备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说到它的起源，我们应当追溯到‘五四’前一年春间留日学生的归国与平津学生向政府请愿运动”，1918年5月北京天津的学生已有一次反对中日密约的游行，此后并产生了包括数个城市学生的机构“学生爱国会”，这些人“同时又组织了一个‘国民杂志社’，出版了一种半宣传半学术的刊物，叫做《国民》杂志”。这个刊物“单纯从文化的意义来说，是不及当日的《新潮》、《新青年》之引人注意，因为它是注意于抗日的鼓吹，不专注重于文字的改革。在它里面有白话文的作品，同时也有文言的作品；有古典派黄季刚先生的文章，同时也有改革派李守常先生的文章。可是若从学生运动和民族意识之表现来说，这刊物是当时南北各学校两三百个青年学生自动结合的一种刊物，是发动‘五四运动’一个有力的先锋队伍，‘五四运动’有许多努力的人，多半是这个刊物里面负责任的份子”[4]。
    另一位身与新文化运动却因不在北京而未参加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顾颉刚，同样以回忆为基础，对五四的诠释就相当不同。顾氏认为，“要纪念五四，就不能不纪念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的文科”；五四前“北大文科学生有两种刊物，主张复古的是《国故》，主张创新的是《新潮》，两方面都本着自己的信仰作不客气的辩论，这才是文学院的学生所应当有的勇气和趣味。其后五四运动起来，新潮社的同人立刻成了这运动中的主力，尽了他们的指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14]。有意思的是，复古的《国故》尚被提及，而许德珩回忆里最重要的刊物《国民》在这里竟然没有出现。若不言刊物，仅就办刊物的学生参与五四运动而言，两人所述皆不误，而彼此均不提及对方，这很能体现一些五四的当事人有意无意间常常站在其所属的“家派”立场上立言，其本意或不在重塑历史，却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
    这样的叙述当然也不仅仅是“家派”的影响，还牵涉到双方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理解。许德珩承认《新潮》在“文化”方面作用较大，但具体到学生运动，则《国民》的同人做得更多，这也大致与史实相符。实际上，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个长期处于争议之中的问题，罗家伦就认为两者不是一回事，他说，“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早于五四，如《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均早于五四二年或一年。五四运动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终究是两回事。不过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更加弥漫”。他举例说，“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公私的文告，都是有意识的用白话来写，就可以知道他的影响。为民族意识的普及，这实在是一个最有效的力量。还有小学全部、和初中一部分的采用国语为课本，不知道减少多少幼年和青年的痛苦，也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实”[6]。
    这一“不可忽略的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国语运动本发源于清季，到民国初年更受到政府（教育部）的提倡和鼓励，本是朝野一致的努力，新文化人正是在国语运动“最兴盛的时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其始作俑者胡适后来对文学革命的总结即是“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则“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至少在建设方面的目的共同的[15]。胡适自己就注意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从1920年起就逐步下令在中小学使用国语，故新文化运动在推广白话方面不过是继续了清季以来的国语运动但却自以为是在“革命”，而北洋政府对中小学课本的改革本是其注重国语的自然发展，恐怕也未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样一种因传统中断（不是全断）而造成的历史记忆的错乱，还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注：这方面的一点初步探索参见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待刊。）。不过国民政府如果真在官方文告方面“有意识的用白话”（罗氏出语谨慎，有意识不等于已做到），倒确实有新文化人的努力。胡适在北伐基本获胜时即致函已参与国民革命的罗家伦，希望他“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注：胡适致罗家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503页。此信选辑的编者以为在1928年某时，但以内容看，恐怕在1927年，参见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罗家伦的《新潮》同事顾颉刚则较能注意到五四运动承前的一面，他说：“五四运动诚然是一条划时代的界线，然而五四以前的国民并不是没有感到国家危机的迫切。”百年来因外患而起的“排外运动、立宪运动、革命运动……像狂飙、像怒潮，涌现了不可抵御的人民力量，造成了政治上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所以为了高徐顺济铁路事件而起来的五四运动，原是继续着前人反抗强权的步武，并没有包含特殊的意义”。在顾颉刚看来，五四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使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他指出：“五四运动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设的奠基。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大家只觉得别人以坚甲利兵来攻我，我们也只有用坚甲利兵去对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们自有历代祖宗相传的一套，不应该迁就别人，所以他们喊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须具有和列强大略相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强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14]
    与罗家伦相类，顾颉刚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先于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所以能配合文化运动，并不是参加运动的人都有这个明显的目标，乃是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了一二年，正当它顺利推进的时候适有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运动不能没有宣传，宣传的工作以白话文为接近民众的利器，而白话文运动乃是这个文化运动的核心。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发动之后，各处罢市罢课，所有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成了这个运动的中坚分子，而这种中坚分子即是这一二年中涵泳于新起的白话文中的人，他们一发动，白话文就推进到每个城市和乡村里了”。白话文的简易无约束使“向不入文的各种社会情态以及个人情感都有了发泄和记载的机会。为了表示出社会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会的热忱，五四运动即与文化运动结了不解之缘”。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认为“其后政治性的运动渐就平靖，大家忘记了；可是文化的运动却日益发展，大家都感到改造文化即一切生活方式有迫切的需要”。这里有两层重要的意思，第一，这次为《世界学生》杂志的“五四特辑”撰稿的其他人多少都要试图说明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而按照顾颉刚的界定，只有五四运动承前那政治一面还可能与国民党发生关系，若政治性的运动已淡化，则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就很难挂钩了，这是顾颉刚非常与众不同之处。第二，我们都知道胡适曾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则顾颉刚所见与胡适恰好相反。虽然许多人都未必完全赞同胡适此说，但其观念对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有明显的影响[3]。其实当年也有人持与顾颉刚相近的看法，早在1922年，有位叫铁民的在给胡适的信中，已说“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