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多少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内，中国人一直在进行革命，集中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这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走入了“误区”？无数先烈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有一段很扼要的话：“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事实清楚得很，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奋起革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便能这样做，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人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看看这条路是不是有可能走得通。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他到天津去向李鸿章上书。但李鸿章连见都没有见他。最后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便义无反顾地去组织兴中会，发动反清革命。当清政府被推翻后，他又几次想全力投入实业建设，特别是从事铁路建设，但无情的现实一再把他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这条路根本无法走通。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地鼓吹改革，但方法仍是温和的。他主张要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至引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次年，他在给蔡和森等的信中才表示：那种“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意见，“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的结论是：“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后来要拿起武器展开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也是在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不能坐以待毙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反抗。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把为什么中国先进分子要作出革命这种选择的原因说得很明白了。
    当然，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已经根本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但是，也不能把我们按照当前现实规定的做法搬用到近代历史上去，认为当时的革命是多余的，甚至以为它对建设起了破坏作用，似乎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倒会更早些到来。这种看法实在十分可笑，讲得客气一些，至少是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今天根本不同，同样是不从实际出发的。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奋斗并取得成功，就谈不上今天的现代化建设。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讲得清楚。
    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许多不同的特殊性。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样进行革命和建设，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外国的模式无法照搬过来，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来。严峻的现实，又不允许中国人慢吞吞地走，甚至常常没有给你许多时间去从容应对，必须大胆地往前闯，在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
    “事非经过不知难”。很多在事后看起来似乎十分清楚的事情，当事者有时却觉得左右为难，会感到迷惘。这就像一艘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海域中的船那样，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水面，不知道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漩涡，稍一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未知数，包括许多不确定的变数。既然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探索前进，自然不可能预先有一个先验的完善的方案，不可能事前把什么都看得很清楚。许多事只能是看准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跨出步子。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甚至会跌得头破血流。即便是出于好心，只要所做的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样要受到惩罚，甚至是严重的惩罚。问题只在于：力求不犯大的错误，更加重要的是，在犯了错误后，要能自己起来认识和纠正错误，更好地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领导全国人民，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这是自古未有的了不起的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遭受过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使革命几乎濒临绝境，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此不行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党正是在认真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自己起来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赢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又犯过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许可而不切实际地急于求成；另一个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它们的集中表现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吃够了苦头以后，经过自己起来拨乱反正，党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震惊世界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这样讲，自然不是原谅我们犯过的错误，只是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采取分析的态度。从前一点说，如果我们做得好一些，更加谦虚谨慎一些，可以使错误尽量减少，或者改正得更快一些。从后一点说，人们总是要通过实际经验，才能对复杂的客观实际逐步取得比较深刻的认识，“吃一堑”后应该能够“长一智”，不再重复曾经犯过的错误。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不熟悉的或没有认识到的事物还很多很多，仍需要继续在探索中前进。探索是没有尽头的。但由于已经有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今后的探索有可能进行得比过去顺利些。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说：“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确是中华民族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中得出的最根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