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维新党人在公开场合却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说，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注：金梁：《四朝佚闻·德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22页。）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说到初三日说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多种版本，涉及说袁世凯勤王事的文字不完全相同。《戊戌政变记》中的《政变正记》和《殉难烈士传》两篇最早发表于《清议报》第1至8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3月12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议报》社出版《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线装三册九卷。其后上海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民国年间曾重印。以上三种文字完全相同。195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其第1册节录的《戊戌政变记》即据广智书局本，但第4册收录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传记却是据《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在《专集》第1册中有《戊戌政变记》，但篇目与文字与广智书局版多有不同，特别是涉及说袁世凯勤王、袁世凯告密等事删改更多。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对此考证甚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本文所引《戊戌政变记》是据广智书局本。）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然而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却有不同的记载，他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说袁。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的，要在北京搞政变。在杨深秀等离开南海会馆之后，康有为也于凌晨进城，至金顶庙和梁启超一起“候消息”，后“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梁启超、康有为都到金顶庙候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袁世凯是否同意立即采取勤王行动，而不是九月天津阅兵时防变，如果仅仅是天津阅兵时防变，他们就不必跑到金顶庙去候消息了。康有为在得知袁世凯不肯举兵的消息后，才最后决定立即离京南下。
    由上引清廷八月十四日谕旨、袁世凯《戊戌日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毕永年“日记”所记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在基本点上与《自编年谱》一致，但所说的决策时间不同。毕永年说兵围颐和园的计划是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就已经酝酿和制定了，而康有为却说是初三日才决定的。这种不同，不单纯是时间问题，还涉及到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前夕的一系列策略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辨析。
    毕永年“日记”记载，毕于七月二十七日到京，二十九日康有为即与他说到密谋事。康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并对毕说：“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八月初一日，光绪帝有旨，令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因此召毕永年。毕永年记下两人如下对话：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如何？”毕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按这里所记，康有为至迟在八月初一日就已经决定在北京搞政变了，具体计划是说服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而由毕永年亲自带人去捕慈禧太后，将其废之。
    毕永年对密谋的记载既详细且生动，但不可尽信。考察一下政变前夕的形势和维新派的相关活动，可以断定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康有为等不可能密谋在北京搞政变。
    戊戌变法至七月中旬新旧党争加剧。光绪帝于七月十九日罢免阻挠新政的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守旧派也做出激烈反应，怀塔布等即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商讨请慈禧太后训政，而同时关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将废光绪帝的谣言大盛。面对这种形势，康有为等维新派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请开懋勤殿，以使维新人士能够进入中枢机构，掌握变法大权，一是请擢升袁世凯，予以笼络，以防天津阅兵时之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