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懋勤殿，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记：“上既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决意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之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在酝酿开懋勤殿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均被推荐入懋勤殿，推荐折分别上于七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注：据孔祥吉先生考证，宋伯鲁推荐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上于七月二十八日，徐致靖推荐康有为等的奏折上于七月二十九日，王照保举康广仁等的奏折也上于二十九日。见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业系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243、247、249页。）据王照回忆说：七月二十九日午后，康有为来，“面有喜色，告徐（致靖）与照曰：‘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须由外延推荐，请汝二人分荐此十人。照曰：‘吾今欲上一折，不暇及也。’康曰：‘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此折最要紧，汝另折暂搁一日何妨？’照不得已，乃与徐分缮荐（折），照荐六人，首梁启超，徐荐四人，首康有为，夜上奏折，而皇上晨赴颐和园见太后，暂将所荐康梁十人交军机处记名，其言皇上已说定者伪也。”（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当时开懋勤殿事已在京城传扬开来。《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一日记，这一天他听严复说“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
    既然康有为等在七月底尚致力于开懋勤殿，并且正在做入值其中的好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这时策划在北京搞武装政变。
    关于请擢升袁世凯，是针对风传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废掉光绪帝而采取的措施，而并非要在北京搞政变。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是时以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惊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事，日夜忧危。复生至是知上果无权，大恐惧。吾于是连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页。）又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友朋劝吾居日本以待变，吾不忍也。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160页。）接着康有为徐致靖草拟一道推荐袁世凯的密折，于七月二十六日递上，折中并未明言天津阅兵事，而是说：“方今泰西各国日议增兵，不遗余力……而我门户洞开，要隘尽失，于时听其要挟，则断非赔费割地所能厌诛求，不得已与之决绝，则彼数十百倍精练压境之兵（按主要指俄国），何以御之！”所以请特选将才袁世凯，“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注：《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5页。）继之，康又为谭嗣同草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0页。）。
    从上引康有为所述经过和代拟的两道奏折内容看，还没有在北京搞政变的迹象，仅是被动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而不是主动进攻。
    光绪帝对维新派的建议有所领会，在接到徐致靖奏折的当日就有旨“电知荣禄，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徐致靖的奏折虽说“密保智勇忠诚之统兵大员”，但光绪帝却未将其作为密折处理，据《随手登记档》记载，此折由军机“缮稿递上，发下，由堂封交总署”，又“恭呈慈览”即送交慈禧太后阅看。（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如此处理徐致靖的奏折，说明其内容没有什么必须对慈禧太后保密的。
    袁世凯接到召见的谕旨后，于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来到北京，八月初一日在颐和园召见，当日又有旨“以侍郎候补”，初二日谢恩召见，又有旨令于初五日请训回津。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他在京时，至初三日晚谭嗣同拜访他之前，除了两次见光绪帝外，一直忙于拜见京城大员，而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并无接触。康有为《自编年谱》也没有说到与袁世凯有接触。这个事实说明在袁世凯奉召进京期间，康有为等并没有利用他就便在北京搞政变的计划，如果有此计划，必然会派人与他接触，否则，他于初五日就要回天津了。
    但八月初二日和初三日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八月初二日晚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见到光绪帝令其速往上海主办官报的明谕，初三日上午又见到林旭交给的七月三十日和八月初二日的两道密诏，第一道密诏中有“联位且不能保”、令杨锐等四章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等语。（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密诏，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9，全州赵氏铅印本，1924年。）康有为等由此感到情况紧急了，不仅开懋勤殿无望，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也危在旦夕，所以仓促决定说服袁世凯勤王，立即在北京搞政变。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述当时的情形说：“初三日早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按当为三十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徐仁镜和徐仁禄）、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从初三日康有为等“痛哭激昂”、“誓死救皇上”、“经画救上之策”等表现来看，说服袁世凯即刻举兵勤王应是当天仓促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