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学观念最初是随明末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科技而俱来的。艾儒略撰有《西学凡》一卷，“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25，杂家类存目二，《西学凡》条。）分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显然，艾儒略的所谓“西学”，是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学问，而为中学的对待之词。但其时耶稣会士仅传入天文、算学、水利等，并未介绍社会科学。时人因之通常称之为“西法”或“西术”。
    明末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些科学家对西法极表欢迎，表现了吸收科学新知的强烈愿望和远见卓识。徐已初步理解到西法中蕴含着的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博大精深。他说，西方“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而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注：《徐光启集》，第66-67页，中华书局，1963年。）“格物穷理之学”，是一内涵丰富的统一体，象数之学仅为其中一个分枝，但算术又为整个西方学问的基础。“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注：《徐光启集》，第81页。）徐的可贵不仅在于他能“因小识大”，理解西方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而且还在于他并无虚骄，以科学家的良知，承认西法优于中法，从而为时人提出了对待西方进步文化应有的态度：“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注：阮元：《畴人传·徐光启》，上海玑衡堂石印，光绪22年。）这就是拿来主义，着眼于超胜，立足于吸收。徐身体力行，他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等书，并在大量观测实验的基础上完成了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已显示出向近代实验科学迈进的强烈意向。
    但很可惜，此后朝代更迭，人事皆非。徐等人所刚刚显露的正确思路被打断了，被否定了。中国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不能不倒退回去，从此峰回路转，开始其曲折的历程。
    一“西学源出中国说”与清初西学观念的倒退
    清初，耶稣会士继续受到了清廷的礼遇。西方天文算法虽曾遭到杨光先等人的激烈反对，“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征”，“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论理说，西法既有实证，即当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和引进；但事实上正相反，封建士大夫却从中得出了扭曲的观感与蒙昧的结论。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盛的所谓“西学源出中国”说。它反映了士大夫西学观念的倒退。
    “西学源出中国”说，固然可追溯到魏晋时的“老子化胡”说，但是，就清代而言，其时大数学家梅文鼎是主要的始作俑者。他在《天元一即借根解》中说：
    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热尔热八达，译音‘东来法’”。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学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而已也。夫元时学者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得。（注：梅文鼎：《赤水遗珍》，《梅氏丛书辑要》，1874年刻本。）
    《四库全书总目》推波助浪，进一步肯定了梅说：
    迨我国家，……欧罗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彀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于《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即华言东来法，知即治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07，天文算法类二，《测圆海镜》条。）
    不难看出，“西学源出中国”说，其最初发难的依据只在借根法“西名阿尔热巴拉即华言东来法”一语。阿尔热巴拉为法文algebre之译音，今译数学，并无“东来法”之意，显为误译。1859年，伟烈亚力在《代数学序》中还特别声明：“代数术略与中土天元之理同，而法则异，其原始即借根法，西国名阿尔热巴拉系天方语，言补足相消也。昔人译作东来法者非也（注：《代数学序》，1859年刻本。）”。“东来法”本是误译，由此附会而成的“西学源出中国”说，更纯属虚假认知。
    但此说在流传过程中被系统化了。梅氏初始只谓西方借根法源出元代李治的天元一法；时人意犹未足，进一步扩大范围，干脆将一切西法皆说成源出中国。阮元把《曾子十篇》等书说成是西法的先导：
    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如地为圆体，即曾子十篇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肴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乎？（注：《畴人传·汤若望》。）
    邹伯奇有《论西法皆古所有》一文，则认为西人“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将墨子视为西法始祖。他说墨经里已包含了西洋的数学、重学、视学等等，即是西方的旁行文字和所奉的上帝，也无非“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注：《学计一得》卷下，见《邹微君遗书》。）同时，西学源出中国的时间也由元代推到了虚无飘渺的远古时代。其具体西播过程，被杜撰成一篇玄妙的历史故事。《明史·历法》写道：
    西洋人之来中国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国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因便也。
    《明史》扬其波，《御制数理精蕴》和《四库全书总目》则助其浪，“西学源出中国”说，被系统化，定型化了。
    由是，士大夫形成了两个谬见：一是古人无法超越。阮元说，“读者因流溯原，知后世造术密于前代者，盖集古人之长而为之，非后人之知能出古人之上也”；（注：《畴人传·凡例》。）二是中非不如西。王锡兰虽然承认“西历善矣”，但却又认为西法既原本于中法，就不可能“越其范围”。（注：《畴人传·王锡兰》。）阮元虚骄益甚：“吾中土之法之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注：《畴人传·利玛窦。）故他质问道：“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注：《畴人传·汤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