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综观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此期西学观念的演进，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然发生的，而是在西方侵略者枪炮相加之下发生的。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善兰的“人人习算”，“以威加海外”，再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雄长瀛寰”，一脉相通，有力地跃动着强国御侮的时代精神。它生动记录了在两次屈辰的鸦片战争之际，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而艰难跋涉的历程。西学观念演进的轨迹，即是志士仁人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深思熟虑的记录。它饱醮着无限的爱国热忱。
    其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后进民族对先进民族文化的吸收，不仅与彼此间的差异程度成正比，而且与后进民族对此进步文化的自觉和理解的程度成正比。此期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由“坚船利炮”等的“长技”，变为“算学明”的“格致之学”，再变为西学即“富强之术”，此种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演绎过程，同时即表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理解层次分明与合乎逻辑的深化过程。在短短的廿年间，在西学传播极为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他们初脱樊笼即能对西学作出如此的理解与判断，说明国人对近代文化有着很强的理解力。他们的见解影响到日本诸国，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如实地将此后的洋务运动看成是此期西学观念演进的必然结果与社会的实践，那么我们在近代初始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特点：近代西学观念的演进既是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变动的先导和必要的社会文化心理准备。
    其三，此期西学观念的演进，从外烁特征上看，它表现为外向的探寻态势，而非内向的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但是，“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1972年版。）追求真理和科学，与封闭式的封建专制文化格格不入。从魏源“师夷长技”开始，先进的人们打破了传统的思维，这就如同为木乃伊注入新鲜空气然，同时即构成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威胁。在一定条件下，此种外向的探索就会变成内向的否定。从“师夷长技”到“道在反求”，就已经显露此种思想文化现象上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态势。其转换的基础或中介，无疑是此期西学即自然科学的传播。先进人物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和把握，使自己得以站立在近代科学（当然极粗浅和不完备）基点上，演绎前人所无法企及的新概念和酿制新的意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又是与近代西学观念的演进息息相通，相辅而行的。近代先进人物，无一不是西学的倡导者，此种现象同样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