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守旧士大士昏聩如初，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久成空谷足音。面对这场新的战争危机，在许多本是开明的大夫中，又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却又故作乐观的心态。有谓“自昔无常强之国”，试观辽、金、元三朝初兴，天下无敌，但自入中国便渐委靡不振。欧洲的罗马、西班牙、荷兰同样盛极而衰。据此可知，“今日之英，骄盈极矣，然盈必复，骄必败，天道然也”，所以无需张皇，（注：王韬：《与周甫微君》，见《弢园尺牍》。）眼前先忍辱负重，二十年后，“必有驱除之法矣”。此种只寄希望于将来而对当前无所措意的观点，恰恰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表现。它反映了其时思想界的傍徨无主。冯桂芬则不以为然。他说，“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他认为全部的问题在于能自强。“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注：《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光绪23年刻本。）冯桂芬虽然认为自强之道仍不外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句，但其建树并非在简单重复后者的主张，而是在李善兰等科学家所提供的新的思想资料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意向，从而为西学观念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其一，为西学正名。明末耶稣会士虽然带来了“西学”一词，但时人并未在本来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过它（除了徐光启个别人外，人们普遍只称西洋历算为“西法”、“西术”，含有字面上狭隘的意义）迄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将艾儒略的《西学凡》一书贬入杂家类存目，更明确否定了它所可能有的“学”的地位。此后阮元个别人虽曾偶而衍用过“西学”一词，但同样并不带有字面本来的意义，即并不承认其为西方独立和严谨的学说。鸦片战争后，魏源主“师夷长技”，尚不理解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存在；李善兰等讲西方“格致之学”，自然已经理解了作为统一体系的西方自然科学，但毕竟未能将之概括提升为“西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有《采西学议》一篇，是第一次在学术本来的意义上尊崇西方自然科学为“西学”。他说：“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在冯看来，西学绝非狭隘的“术”、“法”所能概括的，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一门独立的学问。中国对之了解至今甚少，必须花大力气专门研究，才有可能登堂入室，由粗迹而入精微。他主“采西学”，显然是将西学视作与中学相对待的完整的西洋学术体系，为之正名。这便有力打破了人们的传统偏见，提高了西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此“采西学”便成了近代国人长久探讨的共同课题。
    其二，提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清初士大夫既不认西学之为“学”，亦就不认其为中国之所必需。雍正时两广总督孙毓珣奏称西洋历法、算法各种技艺在民间具无所用。（注：张维华：《明清之际欧人东渡与西学东渐史》，第71页，北京师大图书馆藏油印本。）鸦片战争后，魏源主“师夷长技”，李善兰主“人人习算”，强调了西学的重要价值，但他们都只停留在对西学的外向评价上，未能进一步就如何对待中西学的关系作价值判断。冯桂芬说：“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章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古有“法后王”，冯主“鉴诸国”，魏源“师夷长技”的命题被扩大了：他从传统的哲学范畴出发，将中西学关系界定为本、辅；道、器；体、用的关系，这里虽仍存偏见，但其命意无疑是在强调西学为中国富强所必不可少的“富强之术”。冯在中学神圣的殿堂之傍为西学同样构筑了殿堂。在他看来，从此任何人企求中国富强，都不能不去采西学。从价值观上说，这不啻是削减了中学的价值，而肯定和提高了西学的地位。冯桂芬的上论证为西学在中国稳固立足和进一步传播，在思想上安置了一块硕大的基石。他“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也成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直接范本。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最终能演为“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热潮，冯对中西学关系的理论论证，功不可没。
    其三，倡言“制洋器”。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是“采西学”与“制洋器”。两者相辅相成，最集中体现了冯西学观念的完整性及其自觉的程度。他认为，采西学与制洋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西学即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富强之术”，但尚非富强本身。只有将西学用之於指导制洋器，才能致富强。他以造船为例说，“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徐寿曾指出，“格致之理必借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旨归”。这是科学家言。冯从思想家的角度，则将之提炼为自己图强主张的完整表述：采西学－制洋器－致富强。他说，采西学，制洋器，“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雪以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远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始，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其四，“道在反求”的新意向。如果说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还只表现为对已有西学观念在更加完整和更成熟意义上的表述，那么，他们“道在反求”疾呼，则已反映了全新的意向。这即是要求在中西学的对比认识中，引导出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反思。他说：“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所谓“道在反求”，就是要求改革。“《校邠庐抗议》二卷，皆指摘时弊，欲更兴法制”。（注：李法章：《梁溪旅稿》卷上，“近代名人传”，1921年铅印本。）冯所谓“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是指《校邠庐抗议》中《制洋器议》以下的36篇“议”，包括了他所主张的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广泛内容。将学西学由“师夷长技”、“人人习算”、“制洋器”，引向思考社会改革，“道在反求”的新意向，实成为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嚆矢。
    总之，冯桂芬实为近代初期西学观念演进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显然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一，他的“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既是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构成了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其二，“道在反求”的创见，则是西学观念在演进中带有质变性的内在超越，它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兴起的先声。冯具有两重性：既为激流勇进的推动波助浪者，又为在涛头立的弄潮儿。由是观之，论者有的视其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有的则视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均非无根之谈。近代初期西学观念的演进，至冯桂芬划为一个完整的时期，显然也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