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片战争后二十年间西学观念的演进
    鸦片战争是封建士大夫西学观念演进的转捩点。此后二十年间，其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了层次分明符合逻辑的深化过程。
    第一阶段，迄道光末年（1840-1850），主要标志是魏源著《海国图志》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从文化角度看，鸦片战争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一次严重挑战。
    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封建士大夫只能从固有的认知结构、文化心理出发，去理解这场战争，去构制其战守方略。林则徐在虎门沉船下椿，架炮横链。此种原始的战守体制，不仅直接受制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且它所依托的战略思想，显然是基于士大夫传统的文化心理。林则徐曾奏报说：
    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非不可制也。该夷性奢而贪，不务本富，专以贸易为赢，而贸易全赖中国以码头，乃得藉为牟利之薮。……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码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76-678页，中华书局，1985年。）。
    在林看来，英人非不可制有两种根据：一是英船笨重，腿脚不灵，陆战非其所长；二是英人不务本富，彼国命操我手。此种虚骄见解经不住近代战争检验。此后随着与外人接触增多，林开始逐渐改变上述见解，正是其努力挣脱传统文化心理束缚的表现。
    那些远离战场的御史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类似儿戏的克敌方案：火牛破阵、牛皮藤牌战法、飞链钩船、蒙汗药战术，等等。但他们却是真诚的。大理少卿金应麟奏曰：“臣伏览兵家之书，访之老卒，凡口传方药，歌诀、图说，凡前人论说，有言现在兵机者，汇为一编，……变通推广，存乎其人”。（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1，第2、4页。）御史杨士达，更广集御敌之策，上自孙吴诸子，下逮汉唐以来名将方略，成书数十万言。他们搜肠刮肚，希望能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存中，找到克敌制胜的武器，但终归无益。战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政治军事的失败，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少数感觉敏锐的士大夫，在创深痛巨之后，不能不对此产生反思。
    马克思说，经鸦片战争，闭关自守的中国“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1972年版。）此种联系建立的第一个积极的成果，便是中国人第一次承认夷人船坚炮利，并着意加以仿造和运用。这是近代西学观念的最初萌动。
    尽管远离战场的御史们可以无视夷人船坚炮利的事实，放言高论，但无情的战争却使处于前线的官兵，比任何人更易于接受这个事实。被派往福建考察的钦差大臣祁隽藻、黄爵滋和闽浙总督邓廷桢、福建巡抚吴文镕的会奏，分别向道光证实了这一点：“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辑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策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第12页。）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前线官兵就已在积极购置、仿造和利用西人的坚船利炮了。林则徐曾购置了二百门西洋大炮布置虎门一带，后到镇海又与当地炮局龚振麟等一起积极研究改进炮船。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镇海炮局成了当时清军仿制西洋兵器最有成效的一个中心。他们不仅铸造成功八千斤大炮，改进了沉滞的旧炮架，而且造出人力轮船，令英人大为吃惊。应当指出，其时不仅是抵抗派乐于此道，即耆英、奕山等人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奕山奏闻：“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船，必须仿照夷式样，庶堪与该夷对敌”。（注：《海国图志》，卷53，第18页，同治6年刻本。）他仿造“大小炮千余位”，并大力购置西洋船炮。前线官兵的热情也感染了道光，他在给奕山的命令中说：“著该将军等极力讲求，雇觅工匠，迅将各样大小战船，赶紧制造，……如有可购买之处，著即先行设法购买”。以后制造“总以精良适用为宜，万不可拘定旧制，徒劳无益”。（注：《海国图志》，卷53，第14、15页；卷61，第43页同治6年刻本。）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鸦片战争结束前后，闽浙一带曾掀起了仿制购买西洋船炮的小小热潮。
    由是可见，“师夷长技”曾是一种客观的实践，它不仅存在于下级官兵之中，且为清廷所首肯，是一种官方有组织的行为。从一般意义上说，“归夷长技”不是个别人的遐想，而是现实的反映。同时，一些士夫在不同程度上都力图对现实加以某种概括。林则徐说“从此造船务求极坚，制炮务求极利”。后又进而总结为“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注：《鸦片战争》第4册，第569页。）包世臣指出，“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华所能”；（注：《鸦片战争》第4册，第465页。）李福祥则主张，“然借彼之予，攻彼之盾，又不妨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注：《鸦片战争》第4册，第603页。）但就影响而言，惟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为发人深省，这是为什么呢？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是时师夷的实践虽存在，但就多数人而言，对夷之长技仅有直观和实用主义的观察，而缺乏“师夷”的真正自觉，故境过情迁，昏然如初。即林的概括也缺乏哲理的内涵。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上精湛思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哲学意蕴。作为划时代的路标，它有着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