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历史的反思。由于清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社会形成封闭式的载体，自外于世界。士大夫夜郎自大已成十足的愚昧。利玛窦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之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发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发自卑”。（注：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1页，中华书局，1983年。）士大夫的此种虚骄心理至清代愈加严重。曾随马戛尔尼谒见乾隆的英人斯当东写道：“中国方面的传统的排外偏见和它的长期闭关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当中，而且由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这种狭隘的观念已形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注：（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狭隘观念弥漫整个社会，同样沉淀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说：
    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正是这种可悲的社会心理又转过来支撑着清廷的闭关政策。不打破此种凝固的意识，中国是任何外来新知都无法接受的。魏源正是由此开始他的历史反省。
    经鸦片战争，他已意识到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天下一家”，习习相通，闭关自守已为不可能。他指斥士大夫“惟知九洲以内”，于海外茫然无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注：《圣武记》卷12，第13-14页，光绪29年。）夷能了解中国虚实，而中国却无人知其情形，习其长技，实为可悲。他认为夷人能“竭耳目心思之力”，借助火力水力风力，“本造化，通神明”，创造出许多新奇的长技即值得中国学习。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中国如何才能有自己的骄傲和成为世界的表率？这不是靠虚骄尚气，自欺欺人。“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为率”。（注：《海国图志》卷2。）当靠中国民族智慧的高度发达，尽得西洋长技以为中国长技并超过它，才是实现民族自强和自尊的正确道路。这种深刻的反省，无疑是对时弊的有力针炙。
    其二，对传统经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战前经世思想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吏、河、曹、盐诸政，范围狭隘。魏源放眼看世界，其经世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他看来，“师夷长技”自是有志用世者首先当研究的重大课题，其思路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洞夷情”，了解世界；二是师夷长技，即其战舰、火器及养练兵之法。由此再生发下去，可以设造船厂，请外匠，授艺制造。兵器生产还可以扩为民用生产，同时编练新式水陆师。而为培养所需的人才，又势必要变通科举制度，如此等等。总之，登记望远，魏源的心胸大为展拓，传统经世思想容纳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其三，对夷夏之辩传统观念的挑战。“夷夏之辩”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中，久成了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与抵拒西学的最有力的经典依据，也是民众盲目排外的心理积存。近代中国西学观念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国民逐渐摆脱这一历史重负的过程。所以从特殊意义上说，魏源的主张又非对现实存在的师夷长技实践的简单反映，而是哲人清醒的历史思考，是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夷夏、中西关系问题是封建思想的禁区，人们凝固的观念是：夏为礼义之邦，夷乃貊蛮之地，二者不仅有优劣之分，且有君臣义在。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人们可以暂时容忍对英夷坚船利炮的仿效，但源将“师夷长技”概括为一种普遍的思想原则，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夷夏并列尚且不可，遑论“师夷”！战败的屈辱，刺激了民族的意识和凝聚力，同时也使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一时顿增光华。“师夷”即是师敌，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于是乎，人们愤怒了，即是同为抗英的同志，也多鸣鼓而攻之。梁廷楠原为林则徐在广东领导抗英的得力助手，熟悉夷情，写过《海国四记》，但也对源的主张不以为然。他说：“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礼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注：《鸦片战争》第6册，第104页。）
    事实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又是一个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命题。他在其时比任何人更清楚英夷包藏祸心，与中国民族危机之深。但是，正是他同样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的西方敌人已非历史上的夷狄可比。他拥有中国所没有的许多长技却长久为人们所忽视。此为中国所未曾遇到的强敌。如何强国御侮已成中国民族面临的全新课题。但他又认为，“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事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有利方向转化的。对于外夷也当作如是观。“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源是坚定的抵抗派，在结城下之盟的屈辱的日子里，他毅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反映了他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表现了反传统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宏富的经世思想中迸发出的最明亮的火花。
    “在任何时代里，每一种‘优越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真理”。（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2页，三联书店，1961年。）魏源的主张打破了传统的思维空间，引导人们研究西方，面向世界。清初逐渐熄灭了的西学观念被重新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