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奈之时。
    从《诡谋直纪》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政变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
    戊戌政变后，毕永年先到上海，后赴日本。抵日本之初，他与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关系仍很密切，并与梁、唐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的狱中血书”。（注：关于伪造血书的经过，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有所揭露，他写道：梁启超逃到日本后，“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槅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小航文存》卷3，见其《水东集初稿》，王氏家刻本，1931年）
    毕永年与康、梁产生分歧后，就开始揭露康、梁在戊戌变法时的种种“错误”举动（而康、梁在海外的活动正是以戊戌变法为资本）。他除了写这份“日记”之外，还曾陪同王照会见日本人犬养毅（木堂翁），王照留下一份与犬养毅的《笔谈》。在《笔谈》中，王照讲到康有为欲利用袁世凯勤王、策划兵围颐和园以及康有为如何伪造密诏等事，并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咎于荣禄、刚毅等守旧党误国和康、梁等“庸医杀人”。（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在笔谈中，王照为了加强自己叙述的可信度，还特别对犬养毅说：“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333页。）而毕永年也非常配合，在录下王照的《笔谈》之后又附识一段，补充说明王照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欺压，并且忿恨地写道：“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忿火中烧，康、梁等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在这份“新史料”中，原文未出现毕永年的名字，一处用“□君”，一处用“湖南□□□”，据杨天石先生《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考证，这两处均是指毕永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照的笔谈所讲兵围颐和园密谋形成的时间与《诡谋直纪》不同，而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一致，也说康有为等接到密诏以后才有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可见其与康、梁的矛盾已经相当深了。
    由上述毕永年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等活动来看，他同康、梁一样，对于史事本身并不很尊重，有时随意改窜史实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所以他留下的“史料”也和康、梁留下的一样，真假错杂，不可轻信。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可能是写给日本人看的（前引杨天石先生如是说），目的是通过揭露康、梁“庸医杀人”，使企图调解孙中山和康有为两派矛盾的日本人完全抛弃康、梁而专力支持孙中山一派。这样的目的，就决定了《诡谋直纪》通篇对康有为持贬斥态度，全无好感，并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作为其草率行事的典型事例予以揭露，甚至将夜说袁世凯的举动也归咎康有为一人，而将亲自往说袁世凯的谭嗣同说成是反对康有为意见的，从而更加深读者对康有为的恶感。
    其实，以情理而言，毕永年在戊戌七月千里赴京寻找谭嗣同等维新党人，不可能对康、梁没有好感，如果他当时确实有日记，应该对他们有溢美之词。
    以上，我们辨析了《诡谋直纪》主要的不实之处，但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份追记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相信，毕永年在戊戌七月进京后，肯定与闻了一些密谋，以其有会党背景，康有为也很可能与他商谈过打入军队的事情，具体的可能是要他进入袁世凯的小站新军中，但不会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和他商谈兵围颐和园事，《诡谋直纪》中所写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情节，当是毕永年根据他在八月初三日后甚至是戊戌政变后听到的密谋事而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