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百年来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和整个研究队伍历史观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史观作为对历史的一种总体的抽象的认识，在解释历史时就具有关键意义。不同史观对历史的解析就完全不同。梁启超在反思维新变法时大体是将历史事变中的核心人物视为重中之重，因而认定光绪帝的无权导致了变法运动的流产。这种看法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出版于1923年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论及戊戌政变时称：
    政变之总原因，盖出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积威所施，不克自拔，慈禧以玩偶视之，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置焉！[3]（P2124）
    在萧一山的笔下，戊戌变法就是帝后党争。他评述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帝后争斗情况后写道：“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3]（P2128）
    20世纪30年代，陈恭禄编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各大学作为教材，流传甚广。其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时云：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4]（P486）。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四五十年代，革命史观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种史观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近代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围绕这场革命而出现的。戊戌变法运动自然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小小的链条。用革命史观去认识和探讨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些新观点。这里摘引两段较具代表性的论点。
    其一：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5]（序言，P1）。
    其二：
    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他们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与广大劳动群众对立。康有为公然诬蔑18世纪法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为“无道之甚”，替满清封建统治者策划防治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只依靠载湉这样一个无权无力的皇帝下命令，其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6]（P64）。
    这两段评论分别出自中国史学会编的大型史料丛书《戊戌变法》的序言和荣孟源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有较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共同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为：1.坚持改良主义，不赞成革命；2.脱离广大人民群众；3.和封建势力划不清界限。有些著作还加上第4条，不反对帝国主义。这显然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观的具体化。在四五十年代，尤其是1949年后的10余年里，这种观点遍布有关戊戌变法的论著和课堂教学当中，至1958年的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顶峰。
    50年代末和60年代乃至70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新的大的变化，阶级斗争史观逐步成为研究历史的思想指导，而且在“文革”时期被概念化和绝对化，甚至认为“缓和”阶级矛盾也是绝对的坏事。平心而论，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史观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其和革命史观在很多地方有相通之处。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现实左右下，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扩大”化了。具体到戊戌变法，基本是进行“大批判”了。这里不妨抄录“文革”期间一本小书中关于变法失败原因的论述：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这就使他们远远地离开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竟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7]（P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