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时代。史学界反观历史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戊戌变法也有了新认识。1982年，广东学术界曾召开过一次关于重新研究戊戌变法的座谈会，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中，张磊的见解是：
    认真研究和评价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梁，显然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就以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此路不通”的通论为例，这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论断，并不一定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就运动本身的结局未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来说，那末，近代中国社会的三种进步社会运动--农民战争、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岂非都是此路不通？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地突出维新运动才是“死胡同”呢？并因其失败而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此路不通”的规律性论断，既不能以“六君子”血洒街头的现象为依据--所谓变法失败等于“此路不通”，是缺乏坚实论据的推论；也不能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大、资产阶级软弱的道理为满足--因为它适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事件。必须对具有本质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如帝国主义到底对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封建势力到底对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维新派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戊戌维新的失败，并不一定等于“此路不通”，也不意味着维新运动在近代中国没有获得某种程度实现的可能性[8]（P101）。
    同一个戊戌变法，学术观点竟如此大相径庭：从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的角度去看，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改良主义；张磊换了一个视角，则认为康梁的改良不一定就“此路不通”，这显然是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在于坚持了改良主义。
    回顾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的影响，学术界逐步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做一个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不少学者把五四运动前80年的历史概括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也有一些学者把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视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的历史，把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明的重建作为评判这段历史的标尺[9]（P1-6）。无论哪一种提法，实质上都是用新的史观即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史观去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学术界应该重视对这种新史观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1-10-23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5]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6]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M].北京：三联书店，1954.
    [7]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8]张磊。在戊戌变法座谈会上的发言[J].学术研究，1982,（3）。
    [9]章开沅。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