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不可能给梁启超提供学术自由与为社会现实运动服务和谐统一的的客观条件。历史先把他造就为一位政治家，然后才使他成为懂得现代学术精神的学者。作为政治家，他必须完成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任务，在此过程中，学术当然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服务，而且愈是直接、愈是迅速、愈是立竿见影愈好；而作为一名理解了现代学术精神的学者，他首先要完成消解旧经学体系而建立新学科体系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本身也恰恰具有政治性。在此情况下，其“学术自由”的口号，则更多地表现为“批判精神”或“为我所用”的主观主义精神，而科学的、忠实于研究对象本身的“自由精神”就隐然被挤到很次要的地位。这样，伟大的梁启超也给20世纪中国思想史留下一个重大的“死结”：如何处理学术自由与学术为社会服务的问题，直到今日仍需人们深入探讨、仍在纠缠着执政者不放。
    三、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深刻矛盾与20世纪中国诸多的思想流派
    以梁启超之意：当西方民族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上扩张的需要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之后，中国便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这是梁启超现代学术思想的立足点。同时，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是围绕着中国人如何回应列强的挑战而展开的历史，也就是借助先进的西方学术来认认中国面临的问题，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此时所遇到的问题尽管十分复杂，但就其历史性的任务来说，却可以用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来概括；而西方人虽因国度不同、前后时段不同，各种学说又层出不穷，但中国人所关心的主流学术思潮却可以用科学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来概括。那么，梁启超呢？他既一位具有雄厚国学根柢且又热切地关心着祖国命运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天资聪颖和敞开胸怀吸纳西学的人。就这样，他与康有为、章太炎诸大师一起，又各自创立起有个人特色“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思想。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尽管十分丰富驳杂，且又前后变化很大，但在大体上说却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而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由儒家尽性主义、墨家非命说、道家利他主义、佛家万法无我思想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融合起来的新自由主义。而在此新自由主义中，又偏重于人文主义因素。因而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对立的思想结构（注：梁启超“一个人”同时信仰“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这三种“主义”，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事实上当我们读了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后，就会明白这位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最为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最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正像该书中译本的译者在绪言中所说：“这种‘组合型’思想结构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和重视，并被当作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模式’加以评论。”见该书中译本，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绪言第2页。）。
    他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此论若能立足，只要说明他在提出新民说之后为什么还要鼓吹“开明专制”论就行了。在他提出开明专制的思想后，革命派所掌握的《民报》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梁启超在《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一文中回答说：“我所主张而彼不能难者，一、有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乃有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二、今日中国国民未有能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三、共和立宪制调和利益冲突甚难；四、今日中国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五、当以政治革命（即立宪）为究竟主义；六、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七、中国不能学法国共和制。”（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8，第99页。）由此可以，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开明专制只不过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准备而已。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梁氏所主编的《政闻报》和《国风报》所宣传的宪政思想，看一下他在1916年如何舍命与蔡锷一起策划并领导了“护国战争”，将他称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此论若能成立，只要说明他就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就行了。在1921年2月之后，梁启超及其一群信徒与我国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发生过一场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辩论。梁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曾说，他对于社会主义“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之利害与之相缘。”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提出了三点方针：“一、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态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二、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三、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6，第1、12页。）梁启超是用发展生产和阶级调和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阶级调和固然行不通，但发展生产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而且就其目标而言他坚定地主张社会主义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思想文化领域信仰新自由主义。我国学术界大部分人都同此看法，故说明此论成立不难，难在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今天我试而论之，觉得大体包含三点内容。其一，梁之“自由主义”是以西方“积极的”自由主义为基础，不是要别人赐予我自由，而是我自己主动争取自由，不去争，就等于放弃了做人的义务。这种积极的自由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相结合，成为梁氏新自由观的基础。其二，梁氏自由观的内容融合了西方进化论与佛家万法无我之说、道家自然论、墨家非命说，以及儒家尽性主义（即明心见性说），既含有理性的追求，也包括坦然和无私的心灵状态。其三，梁氏自由观的特征是人文主义因素多于科学成分，所以他在1923年之后的科、玄大战中被人视为玄学鬼张君劢的后台。
    今天我们怎样来认识梁启超的思想呢？有本来并不矛盾而被后人视为矛盾者，如开明专制论的现实举措与宪政主义的理想、发展实业的现实精神与社会主义的最终追求等；也有形异而神不异的，即表面上看来矛盾而在其灵魂的深处并不矛盾，如他前期“反儒”，而后期“尊儒”；前期“反道”，称老子毒天下久矣，而后期“友道”，称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是发挥人类创造本性的绝妙写照；前期尊墨而后期抑墨等。而仔细分析这些矛盾和差异，即可看出他一贯追求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故在实际上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他的学说确实有存在本质上互相矛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