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对梁启超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作出简要的分析。总结时贤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种关系有两条基本线索。
    其一，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人物是梁启超思想的批判者：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虽然均将梁启超作为反面教员；但是，他们更从“左”的方面发展了梁启超思想的“杂质”，或者将那些不可与另一方相割裂而存在的思想加以割裂，使之变为荒谬的东西。如他们将梁氏“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唯意志主义倾向发展为真正的唯意志论。大家都知道梁启超是位改良派，其实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荡漾着革命的激情，因而也隐含着“左”可能。正是这种隐含的“左”，被他的批判者发展为公开的、更为强烈的“左”。再如，他们撇开梁启超学术自由的思想不谈，而片面强调了学术必须服务于社会的现实运动的思想，并将此推向极端，提出什么教育、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等一系列主张，从而把学术研究变成了某些政策之脚注，在梁启超等先哲们撕碎了旧的经学传统后，又建立起新的经学传统。又如，在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上，他们只注意到梁启超当时所提出的结论，而未注意到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将其“民族帝国主义”的观点教条化，对于数十年来西方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在遏制垄断、遏制非公平非正当竞争，以及随着国际资本竞争的发展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宗主国、发达国家利用资本优势剥削殖民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技术、知识带给后者等等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变化充耳不闻，特别是对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后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关系上可能带来的新变化不假思索，故一味采取排外主义，自我封闭，把极“左”路线推向了极端。这说明：从“左”边批判梁启超的人，恰恰在“左”边继承了梁启超，使之本来偏颇或者本不偏颇的思想变得远远脱离实际，成了在高调之下而开历史的倒车的人。
    其二，稳健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梁启超“思想主体”的继承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朋友而不是革命的对象，与其在实行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的思想有历史的渊源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思想，亦是这一思想的发展。而今天我们党所提出的科教兴国的主张，同样是从一个方面吸取了梁启超的“新民说”的思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他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真理；而后来人要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就必须继承这一真理。因而，他便成了被“当时”所遗弃而被“历史”常记起的伟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