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风气变化与堰渠水利
    灌溉水利为农业命脉，其重要性为众所皆知。同时，水利工程又具有公共性质，在传统的分散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水利事务中的表现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认识的。而且，水利领域并不是孤立的，它仍是当时社会无可分离的一部分，用水秩序混乱、堰渠修浚冲突等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当时主要社会问题的核心所在。或者说，用水秩序的混乱，修浚冲突频仍有其社会背景。在清代后期陕南的碑石中，每见有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记述，最为概括性的便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类的说法，无论堰渠水利类碑石或是其他类碑石都能看到类似的内容。如褒城县《荒溪堰条规碑》云：“无奈时移势易，人心不古，竟有奸诈之徒，拣好修者修之，至难修者遗之。”再如安康县《黑油沟公议禁碑》称：“无奈世风不古，民习日偷，藐视王章，罔知责耻，常窝藏匪类，以赌博为生，甚至狗党胡行，为盗为贼。呜呼，世道流污，何至如是耶？”而这正是堰渠用水、修浚冲突的社会背景。
    集中体现当时陕南社会风气变化的是各地方关于整饬风化、维护社会秩序的禁令、告示、乡规民约等，如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平利县《丰口坝公议条规碑》，道光五年（1825）九月《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镇平抚民分县严禁牲匪赌窃告示碑》，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紫阳知县严禁近滩小船水夫借机抢捞货物告示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紫阳知县禁匪徒乘机抢取客货告示碑》，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岚皋双丰桥组碑》，同治元年（1862）十月安康《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同治五年（1866）《洋县正常为民除弊碑》，同治六年（1867）一月《洵阳知县严禁埠头讹索过往船户告示碑》，光绪元年（1875）五月《署砖抨抚民分府严拿匪类告示碑》，光绪元年五月《洵阳庙子垭铺公议乡规碑》，光绪元年十一月《陕安兵备道严禁埠役诈索船只致扰行旅告示碑》，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白河知县裁革牛税谕碑》，光绪九年（1883）一月《宁陕抚民分府严禁烧山毒河告示碑》，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平利县水田河保共置产业公应杂税条款碑》，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平利县秋木河公设税局以纳杂费碑》，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会办全陕厘税总局严禁白河等处厘卡故意勒掯商贩人等告示碑》，光绪二十二年（1986）六月《平利县牛王沟公议禁盗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公议禁令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白河知县豁免杂税告示暨豁免畜税告示碑》，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安康县黑油沟公议禁碑》等等。
    诸碑石中所列举示禁的种种现象如纵放六畜践害禾稼，各种形式的作伪欺诈，游方僧道乞丐、么儿等强讨恶化，各种各样的盗窃行为，窝赌窝娼，诬控兴讼，勾结匪类，抢捞落水货物，讹诈往来行旅，差役乘机以权谋利、多派肥己、乡约保正受贿勒索，烧山毒鱼，故祸生意，买卖妇女等等，其实质无非是为谋私利而不顾他人或公众利益，甚至以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来为自己谋利，另一方面，尽量逃避责任和负担，只欲享利而不愿受累，好逸恶劳且欲不劳而获。如义仓事务中之“强行估借，甚至暗串多名，借数不少。每年收仓之际，恃痞强骗，抗不偿还”（注：《平利秋河义仓条规碑》，光绪十五年三月。）；差役征收税费中之“竹木草纸及一切杂税，虽交于官者有限而差役执票下乡，多方需索，不遂其欲不止。甚至有税已交出而被差役乾没，仍累及花户完纳者。剥削穷民，毫无限制”（注：《白河县豁免杂税畜税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乡约管理中之“近连年岁饥馑，田间小窃，不肯经官，乡约私自惩罚，原不欲坏其名节，冀其人自改也。乃近来乡约视为利薮，遇有形迹可疑之事，使人具售状，伊藉庙会、船会为名，动辄罚钱数串或数十串文，无钱者折给地亩，乡约自行收租”（注：《洋县正堂为民除弊碑》，同治五年。）。其他则有“近来人心不古，□各乡保肆行告状兴讼；又有□□游僧野道并装烟、歌唱之辈，每里红白喜酌，硬行强讨恶化；并有淘挖沙金损毁田地；无赖匪类偷窃□□、漆树、田禾、树木，及窝赌窝娼之家，任意妄为”（注：《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五年九月。）。“狗盗狼窃之徒，白昼强取，黑夜窃盗，竟使业不由己，民不聊生”（注：《平利县牛王沟公议禁盗碑》，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每有横暴之徒自无桑树，竟多喂蚕，俟蚕放□时，呼朋引类，三五成群，偷窃抢砍，互相行凶，胆将守桑叶之人凶捆。匪等抢桑叶各去，反致有叶之家无叶喂蚕”（注：《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公议禁令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十月。）。
    对照堰渠水利用水、修浚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其实质与前述似无二致，可知堰渠水利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与乡约、保正、差役的种种舞弊营私、以职权谋私利行为相对应，堰渠水利中的许多弊端、冲突亦与首事、堰长、渠长有关。城固五门堰唐公湃的问题“日甚一日，其弊总由首事年年□者，只饱私箧，一二端正之人，又以公事难管，勉强塞责，只求眼前之无事，不顾日后之贻患”（注：《城固五门堰分水碑》，嘉庆二十三年。）。其在册灌溉面积则“又为堰长、渠头所匿，日朘月削”（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对于修浚事务，“各堰长视沙土为利薮，包于田户，叠层渔利，年复一年。”（注：《五门堰定章告示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西乡金洋堰之经费由堰首收用，任意妄为，私擅修造，想象兴工，浪费殆尽。（注：《金洋堰公议除弊碑》，光绪二十二年。）光绪年间杨填堰所以发生长时期争水纠纷，起因即有贿窜百丈堰首事一节。（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咸丰年间汉阴济屯堰的争水事件，亦与堰长不无干系。（注：《月河济屯堰总序碑》，咸丰六年七月。）乡约、保正、堰长、渠头、差役等涉足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人心不古”，对公共事务离心力增大，甚或视公共事务为利薮而化公为私，是清代后期陕南社会风气变化、公共事务弊端丛生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之一。
    堰渠水利及其他领域正常秩序的稳定与否，与清朝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强弱成正比关系。堰渠用水秩序和堰渠修浚中矛盾冲突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冲突长时期持续且屡经官断而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代后期的陕南山区，清朝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受到削弱。在陕南，对堰渠水利事务非常重视，时有“一君命，二堰命”、“军务事大，堰务事大”之说。道光以后，堰渠水利屡次发生持续长时间的争讼，如前揭道光十一年至咸丰九年（1831-1859）间沔县泉水堰发生的违例霸水案，中间经县官多次理断，明确批示，霸水一方竟一犯再犯。光绪年间发生的杨填堰水利纠纷更是“一味恃强刁横，不遵王法”，在县、道多次明确饬令“晓谕森严”的情况下，越例方不仅不遵行，反而翻控原告，仍欲搭槽引水。更为严重的是当城固知县带差亲赴西营村拆毁违例引水设施时，败诉者“竟仗刁风，纠众殴官”，又鸣锣集众，打闹堰局，门窗俱坏，领首受辱”。直视官府审断为儿戏。值得思考的是，违例方多次翻控、强行引水等行动，多是乘陕安道台换人之际发生的。（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
    寺观经济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陕南地区寺观较多，道光以后，多数寺观的庙产管理都弊端丛生，从相关的禁碑、条规碑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道光九年（1829）四月城固《洞阳宫山场条规碑》，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平利《女娲山三台寺条规》，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城固《文延功果赞并遗嘱条规碑》，咸丰六年（1856）城固《重立护持洞阳宫扁鹊观碑》，咸丰八年（1858）六月安康《永兴寺地界碑》，咸丰九年（1859）九月沔县《整顿观子山庙产碑》，咸丰十年（1860）八月汉阴《吉祥庵施田碑》，同治元年（1862）一月沔县《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碑》，同治九年（1870）三月沔县《严禁侵吞武侯祠庙产碑》，光绪三年（1877）二月汉阴《重修吉祥庵乐楼碑》，沔县《重修武侯墓庙碑》，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安康《天柱山庙公议戒律条规碑》，光绪十七（1891）年城固《清查文昌宫田产碑》，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安康知县颁布《天柱山庙公议章程告示碑》等等。
    寺观庙产管理的弊端来自多方面，但核心仍是住持、首士之弊。城固洞阳宫，“旧来住持，不守清规，污秽神山，偷当山场，私卖租典，争夺兴讼，数载不休”（注：《洞阳宫山场条规碑》。）。“住持丁永贵不安本分，素有自私自利之心，于是嫌隙生而师徒成仇，词讼起而财米尽空。擅将响水岩山厂卖于会长，洞阳宫福地弃诸他人”（注：《重立护持洞阳宫扁鹊观碑》，咸丰六年。）。平利女娲山三台寺，“飞锡游僧，望空门而托足；烧丹野道，每幻术以愚人……他如伯佃恃横，抗庙租而不纳；强邻倚势，侵庙界以自丰。顶拨者业不由僧，葬埋者地以坟占。老桂婆娑，狂夫或恣其攀折；杂植旋绕，窃者或残以斧斤”（注：《女娲山三台寺条规碑》，道光二十年十一月。）。沔县观子山庙，“物换星移，人心趋于浇漓，每多假公以济私，或剥削于强邻，或侵占于豪强，或冲崩于河水，或废弛于住持，即间有一二老成者为之董正，而垂成则疑忌之心又不免”（注：《整顿观子山庙产碑》，咸丰九年九月。）。汉阴吉祥庵，“自道光二十八年住持将田地加佃减稞，致讼多年”（注：《吉祥庵施田碑》，咸丰十年八月。）。沔县武侯祠住持“非特不守清规，并且通同舞弊，不以香火为事，专守肥己之谋，庙宇日见倾颓，出息尽皆剥削”（注：《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碑》，同治元年一月。）。“现在庙宇荒凉，田地侵占，住持不守清规，香火无人供奉”（注：《留侯庙接管沔县武侯祠墓碑》，同治八年十月。）。“住持徐教升不守清规，偷卖古树，私伐皇柏”（注：《重修武侯墓庙碑》，光绪三年二月。）。汉阴吉祥庵，“迩来住持不轨，稞租皆耗”（注：《重修吉祥庵东楼碑》，光绪三年二月。）。诸如此类，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说明了清后期陕南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且变化的实质与前述堰渠水利及其他领域的弊端颇为类似。
    不少碑文将前述一系列变化的契机定在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所谓“兵燹之后”，其实，已引的碑石就足以说明，变化早在道光年间已经普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