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塌城墙一千二百二十七丈零，城楼五座，其余城墙、城楼俱皆鼓裂歪斜。东、西、北护城土堤三道，冲塌二百五十丈零，庙宇、考棚、书院、仓廒、监狱、文武衙署以及教场、演武厅均多倒塌，府州科房案卷大半冲失……统计城内关厢被水灾民四千二百一十二户……实在乏食贫民三千八百九十一户，男女大小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九名口……又淹损男女大小三千六百八十三名口，并冲塌房间。（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
    相邻的湖北郧阳府属当年同样遭受淹没之灾。（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
    道光十二年（1832）水灾尚未复元，西乡县城、堤刚刚修筑完成，陕南各属再次遭受洪涝灾害，西乡县城垣又被冲塌，“冲缺城垣二百余丈，水流入城，浸塌衙署、庙宇、兵房、仓监，致将所贮谷石间被漂没。”（注：参见《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史料》，道光二年、四年、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咸丰二年，同治六年，光绪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等记述；第1152页，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升允奏；第1105页，第1111-1112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川督鹿传霖奏；787页；九月初一日奏，闰九月初六日奏，第754-755页；巡抚杨怿曾闰九月二十四日片，第755页；八月二十六日杨名飏奏，第787页。）正所谓“竭力堤防，工未竣而水又至”（注：同治《房县志》卷4。）。据《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统计，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西乡县有洪涝记载11年次，其中8次发生在道光以后，占73%。
    沔县南临汉江，城西南又有白马河绕城入汉，为水患多发之地。道光以后，受灾更为频繁。道光二十二年（1844）刊《修筑沔县城垣河堤碑》称：“夏秋水涨，汹涌澎湃，护堤毁，城亦因之而毁……比岁横流冲决，江洋无涘，蕞尔城几为泽国。”（注：《汉中碑石》，第273页。）光绪《沔县志》卷四共记录清代（顺治-光绪初）水患7次，其中6次发生在道光、同治年间，尤以道光年间占多数且灾情严重。如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汉水大涨，沿江田庐尽被漂没”。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汉水大涨，较十五年微小”。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汉水又涨，较十五年更大，黄沙镇东西街行船，损坏民居无算”。《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统计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沔县有洪涝灾害19次，其中12次发生在道光元年（1821）以后。二种文献的记载合计共见水患25次，见之于道光以后者达17次之多，占近70%，仅道光年间就有7次，光绪年间亦有7次。
    嘉庆、道光以后洪涝灾害增多加剧的趋势不仅仅存在于西乡、沔县，汉中、兴安府属其他州县大多亦呈同样趋势。水患记载较多之南郑、安康、洋县、平利、镇安、留坝、商州、城固、褒城、山阳等厅州县，见于道光以后的多占60%以上，商州、山阳、镇安、城固等州县则达75%以上。
    文献记载中较大规模的洪涝灾害统计也大致能够说明同样的问题。《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所见陕南地区一次洪涝记载涉及5厅州县以上的洪涝共计24次，其中出现在道光元年（1821）以前的7次，合计63厅州县次。其余17次皆出现在道光元年以后，多达151州县次。分别5-9厅州县和10厅州县以上的规模计，趋势亦无大的差异。
    地方志等文献对自然灾害的记载中，字里行间反映出许多前后变化。例如道光《石泉县志·地理志》在前揭因山中开垦既遍，导致水文条件恶化，洪涛巨浪甚于往时之后，接着又论及相关的洪涝灾害问题：
    “下流壅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沈灶产蛙，亦其常矣。道光二年八月大雨弥旬，石瓮为木筏横梗，水泄不及，汹涌澎湃，而大坝、饶风、珍珠河之水障于城西，红河之水障于城东，诸水混一，茫无际涯，数十里皆成泽国，城亦崩陷倾圮，东西房屋漂没无存，为从来未有之灾。或以为起蛟见龙，盖附会之说也。”
    这里不仅强调了此次水灾特别严重，前所未有，而且肯定了山区盲目垦殖与洪涝灾害的直接关联，对起蛟见龙之类的附会虚无说法予以否定。光绪《新续略阳县志备考》对咸丰七年（1857）略阳县的水灾亦有类似说法：“浪起千层，舟行屋上，自来略阳水患莫此为最。”光绪十五年（1889）兴安府属水灾。同样被称为“数十年未有。山水不时涨发，沟甽港渠到处盈溢，傍山滨水田地冲刷淹没，所在多有”（注：童兆蓉：《沥陈各属歉收情形请拨款采粮平粜禀》，光绪十五年十月，见《童温处公遗书》卷3。）。
    再如光绪《沔县志》载：同治六年（1867）、七年大水，“武侯祠数千年之庙，竟将沦啮，诚不可解”。可知当地水文状况恶化、水灾严重的程度。查沔县武侯祠创建于汉景耀六年（或称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历代多有修葺。同治初年，因汉江水文状况急剧恶化，而受到水毁威胁，光绪七年（1881）刊《重修诸葛忠武祠记》载：“汉水自祠西南隅建翎而下，直冲祠左，喷薄之余，绕祠后基南转而东鹜……”“自同治二年发逆毁伤之后，水势亦逾迫”，至同治六年、七年水患，情况更为危急。光绪六年（1880）重修之时，不得不筹集巨款，于祠后创筑重堤、水箭以卫祠基，同时强调“岁修以堤工为第一要务”，重堤坚固，方能顾及其他。也就是说，防御水患成为首要任务。而且做好了随时移祠他处的准备。（注：光绪七年刊《重修武侯祠记碑》，见《汉中碑石》第334页。）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加剧。光绪十年（1884），“河水冲崩，祠后基址，岌岌可危”，不得不再次动用巨款，兴举大工，挑河四百丈，筑堤八十丈。（注：光绪十二年十月刊《修改武侯祠旧章示谕碑》，见《汉中碑石》，第341页。）
    水患之外，旱灾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光绪《沔县志》记载了光绪三年（1877）的大旱，先是四月十五日大雨雹，或大如鸡卵。从此干旱，县境山河堰、天分堰等俱无秋，赤地千里，直至次年四月初一日才得雨，旱期几达一年，实为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
    “闻诸沔人曰：县之饥馑，淫潦为多，从无旱灾，连年奇旱，虽七八十岁老翁有未经耳。闻者亦可知天道之有转移矣。谨书于此，后之莅斯土者防旱防潦庶预备云。”
    所谓天道之转移，实亦与人事不无关联。
    关于光绪三年（1877）大旱，多部地方志各有记述。光绪《白河县志》卷十三：“光绪三年大早，自四月微雨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始雨。”光绪《定远厅志·祥异》：“光绪三年夏旱，大饥。时燕豫晋秦陇蜀均旱，赤地数千里，斗米十千，无籴。”民国《紫阳县志·灾祥》：“光绪三年旱。草本皆槁，大饥，人相食，道殣相望。是岁旱自五月至次年三月初二始雨。”民国《南郑县志·拾遗》：“光绪三年大旱；秋无禾。四年春饥甚，民多饿死。”邑人曾作《纪旱诗》有云：“云霓望断枉春耕，亢燥况兼疫疠行。最是有情布谷鸟，可怜徒自唤声声。”
    自然灾害严重影响陕南社会的发展。湖南宁乡人童兆蓉于光绪八年（1882）始任兴安知府，除中间十三、十四年别调外，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期达十余年。今见其任上留下公牍40禀，其中25禀为与报灾、勘灾、救灾相关的内容，又有光绪八年秋至光绪十六年（1882-1890）在兴安任上的书札60余道，其中亦有24道与灾荒相关。仅此一例，已可从一个重要方面感受灾害问题的严重。（注：参见《童温处公遗书》，卷2－卷3，卷4－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