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境变迁与堰渠水利
    堰渠水利是人类利用自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与自然界间物质转换的重要门径之一，这就决定了堰渠水利之建设，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产生新的问题。前述堰渠水利在清后期出现的变化，并非纯粹的社会事务，与自然因素变化、环境变迁有密切关联。
    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过程。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因素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具体到秦巴山区论之，经历了明清时期的广泛开发之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注：参见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4期），（荷）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拙作《明清农业垦殖论略》（《中国农史》1990年4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待刊）。）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坏及水土流失是问题的核心，由此又引发水文条件一系列的变化。环境变迁直接影响堰渠水利建设，尤其是水文条件的恶化，不仅破坏水利设施，而且加大堰渠水利建设的难度，并从而引起用水困难，堰渠修浚费用提高，成为诱发用水秩序混乱，发生修浚冲突的重要因素。
    对人类活动引发或促进水文条件恶化，陕南碑石有直接的论述。道光《西乡县志·水利》收录县令张廷槐《重修五渠碑记》云：“当年山地未开，沙泥罕溃。此日老林尽辟，土石逢流，偶值猛雨倾盆，便如高江下峡，一出山口，登时填起河身，四溢平郊，转眼化为湖泽。”西乡县东沙、中沙、北寺、白庙、西沙等五渠亦因受众山之水而淤塞，以致泛滥横流，淹没民田庐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刊平利县《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称：
    “乾隆前，汝河口两岸石嘴造有铁锁桥以济行人，名曰六郎桥……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
    地方志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为碑石佐证。道光《石泉县志》卷一论及汉水水情变化时云：“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留坝厅足征录》载严如熤《栈道图说》称：“沿栈山林开垦略尽，土浮石松，夏秋雨发，淤塞道中，各溪河乱石填高，往往水与路平。”卢坤《秦疆治略》载：“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具体的事例如紫阳县长滩，“向皆平衍”，至嘉庆末年，“沟水暴涌，石高数丈”，以致舟楫不通。（注：民国《紫阳县志》卷1。）汉中府属略阳有石马洞在蹇家坝，原本清流潺潺。至道光年间，“穴口被河水冲淤，沙石寨门”（注：道光《略阳县志》卷1。）。凤县有故道河，又名县河、大散河，乃嘉陵江之上游，秦蜀要津。其“源出大散岭，经县境之黄牛铺有三岔沟流入；至城东，安河流入；至方石铺，小峪河流入；至两当之单河铺，野羊、东沟等河并流入；西南经徽县之大鱼关可通舟楫，至两河口入白水江，经略阳城下出川境，为嘉陵江……垦辟日多，沙石淤塞，舟行不便。”（注：光绪《凤县志》卷1。）不少山地开垦后的耕作条件恶劣，亦是山区环境变迁的写照。兴安府属紫阳县的情况很有代表性。道光后期知县陈仅为《紫阳县志》作序，其中有“路角涧滨无跬步之地不垦，其用力勤矣。而戴土之山，先涝而溃，未暵而龟，偶有丰收，亦无宿蓄”之语。知县朱允治亦云：“紫阳多崇山峻岭，民所耕以为食者皆陡坡石碛，旬日不雨则苦旱，久雨则又苦涝，甚则奔溃冲崩。”（注：民国《紫阳县志》卷1。）江开《紫阳竹枝词》则写道：“老林垦尽虽成熟，坡陡石多土又松，最怕经秋连日雨，山犹溃塌况芃芃。”（注：民国《紫阳县志》卷6。）此类记述尚多，足见时人已有认识较清醒者。
    邻近地区的有关记载亦能说明同样的问题。清人李嘉绩《华州治水道记》称“予尝闻州耆言：‘数十年前华渠之水无泥沙，今乃壅塞，何也？昔山中无耕稼之民，草生于土，水出于草，故清而无滓，未闻有害。今则楚豫及商於之民来籍山乡力垦者，不知凡几。遇大雨，水逐兼沙泥而出。”（注：民国《华县志稿·文征》。）卢坤《秦疆治略》论及山区水文变化时有如下说法：“近山近渭之处，每遇暴雨，非冲开峪口，水势奔腾，沙石冲压地亩，淤塞河身，即渭水涨发，漫溢田庄。”华州、华阴诸州县情况类似。
    早在嘉庆年间，对秦巴山区有广泛深入调研的严如熤就对水文条件恶化影响陕南堰渠水利问题的严重性有明确认识，他在《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中指出：
    “汉属堰务……从前尚少争控事端，缘近年以来，老林开垦，土石松浮，每逢夏秋淋雨过多，遇有水涨，溪河拥沙推石而行，动将堰身冲塌，渠口堆塞。”（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
    而且因此造成“工费日加繁重”之后果。严氏之说实有所依，城固五门堰即为典型例证。该堰岁修，原本“不过按田起夫，捡石平砌……使水人民并不劳力伤财”。但嘉庆八年（1803）后，河水屡发，冲淌地亩，淤成沙坝，河滩无石可取，由是按亩派钱，买石修堰，五门堰之害，从此起矣。此后，河水为患越来越严重，堰上流决口，正河干涸，无水可引，不得不别修堰堤，为此先后买地100多亩，开河修渠，但仍然屡修屡冲。与此相应，受益田地的修堰负担也由每亩八九十文增至一二百文，再增至四百文有零，结果灌溉渠水却仍然不足。（注：《五门堰创置田地暨合工碑》，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经“别开新河”、“续提”、“低截深淘”，四里合修以后才有起色。（注：《五门堰创置田地暨合工碑》，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用水秩序中发生的冲突，亦与水文条件恶化不无关联。定远厅城南周家营有龙泉堰，“四时混混，灌田数百亩……水渐涸，不敷灌溉。每值春耕，众农就洋河筑堰引水济之，无如河势陡逼，山水汹涌，辄被冲毁。由是互争纤流，交相雀角”（注：景星照：《改修龙王庙记》，见光绪《定远厅志》卷25。）。
    道光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有关碑石所示以泥沙淤积为核心的问题在堰渠水利中日益突出。安康大济堰创始于清乾嘉之际，后来，因山洪屡发，堰址遭泥沙淤积，效益大减。其棉花沟，“沟身沙泥日积日高，沟底已与地埒”（注：《棉花沟水道碑》，咸丰二年。）。沔县境内之海棠堰、张家堰、康家堰等，至道光后期，堰口先后沦入水中，无法取水，不得不借用天生堰、金公堰等堰水灌溉。县内泉水堰，“过多泥淤石硬，沟渠塞满，堤垠无形。”（注：《修复泉水堰碑》，同治五年十月。）杨填堰亦是“每年堰坎冲塌，渠道壅淤”（注：《杨填堰编夫格式碑》，同治三年十二月。）。留坝厅、南堰，“每年春秋雨多之时，山水暴涨，挟带泥沙，一经平减，不无沙泥停滞，计日积厚一钱，累年即将盈尺矣”（注：《留坝厅南堰水利章程碑》，光绪三十年六月。《汉中碑石》原定此碑名为《留坝厅水利章程碑》，因其章程本来专为南堰议定，故改称此名。）。凤县大散水本来有灌溉之利，后来“河身沙石积高，两岸田少”。前述留坝厅、定远厅、略阳县等地小堰渠存废无常，无不与水文条件恶化有关。正如光绪《凤县志·水利》所载：
    “两山相逼，中即水沟，民间安置水磨、水硙；所在多有。间或砌石堤拦水种田，而夏秋冲决，得不偿失。盖近年老林开垦之后，土石俱松，雨水稍多，浮沙下壅，反有水患而无水利。”
    问题一直持续至民国年间。西乡金洋堰，“先达议立条规……迨后河水逼近，波扬浪张，顺流一带，冲崩十损其三四。又兼凶荒变临，物价增高，遂致需用不资”（注：《金洋堰重整旧规碑》，民国十六年二月。）。五门堰“堰西河坎，数十年来渐次崩陷于河者，其宽十有数丈。”（注：《五门堰重修二洞碑》，民国二十三年八月。）
    自然环境的变化反映到堰渠水利中，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堰渠水利的自然属性方面，堰渠水利社会属性方面的诸多问题，亦与自然环境尤其水文条件的演变密切相关。
    由于水土流失加剧，不仅水文条件恶化影响堰渠水利，某些堰渠水利设施的修建，亦反过来改变水文状况，加剧水文条件的恶化，甚或形成致灾因素。光绪年间长期任兴安知府的童兆蓉论及安康黄洋河渠工利害时曾总结道：
    “凡各处开渠，类从山涧截流，壅沙抬高水势，日积月累，河身遂高。此河既为（兴安府）城患，河身近颇填淤，若再壅遏使高，抬高一丈，城堤即受一丈之害；高一尺，亦受一尺之害，庐墓妨碍犹其小者。”（注：《覆陈黄洋河渠工利害禀》，见《童温处公遗书》卷3。）
    又如安康大济堰，“横截沟水，受其挹注以资灌溉”，但因泥沙淤积阻塞，以致下游王家营等处，无岁不忧水害”（注：《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碑》咸丰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