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求同”：“皇道主义”的推行
    如前面所述，在侵占台湾以后，日本统治集团面临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台湾的地位，一是是否应在台湾建设与日本本土一体化的文化。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以后，日本统治集团即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并同样形成了以“殖民主义”和“内地延长主义”为立足点的两种意见。以“明确区分”台湾和“内地”为立足点的“殖民主义”者主张，应在文化的层面上也将台湾置于整合圈之外，即仅在台湾施行殖民地经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教化。另一种意见则追随以“一视同仁”的解释为基础的“内地延长主义”，强调应通过“同化政策”，使台湾和“内地”达到文化的整合。
    台湾总督官房参事官兼学务课长持地六三郎，是坚持“殖民主义”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作为“新归附之土人”的台湾人，要养成与“建国三千年来，以君臣之义凝结成的大和民族同一的、健全的国民性格”，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由于“同化”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虽然可以推行某种程度的“同化主义”，但不可能迅速取得显著效果。按照他的观点，经营殖民地的目的，是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是什么文化上的认同。特别在“列国竞争激烈”的局势下，“同化主义论”，只不过是“不识时务的空论”。（注：〔日〕持地六三郎：《县治管见》，载《后藤新平文书》R31-7-73。）
    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则是坚持“内地延长主义”论的积极拥护者。1896年2月，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社进行的演说中提出，教育台湾人的目的，就是“真正将台湾视为日本的一部分”，“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注：〔日〕伊泽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次定期演说》，载《伊泽修二选集》，信浓教育会1958年版，第593页。）为此，他提出了关于“同化”台湾民众的具体构想及建议。和“所谓日本国民，就是大和民族”这一陈旧的、国学式的解释不同，伊泽修二提出，天皇“对新的领土上的居民，我们也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敕语表明，台湾人也在“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将台湾置于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为了达到文化整合，他认为“作为台湾人，必须了解四书五经”，了解《三字经》。这不仅因为在台湾，儒教的传统，特别是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对孔子和孟子的崇拜，是根深蒂因的，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由中村敬宇起草、由井上毅修订溶入儒教思想的《教育敕语》，对台湾人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同时他提出，台湾是一块与日本“同文同种”的土地，“汉字是沟通东亚五亿乃至六亿生灵的利器”，因此必须重视汉字所具有的功能。按照伊泽修二的观点，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应努力使日本语、日本文化和当地传统文化沟通，以此“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注：〔日〕伊泽修二：《所谓最近的国语问题》、《关于设置台湾公学校的意见》，载《伊泽修二选集》，第618、727页。）
    伊泽修二的上述建议受到了当局者的重视并被付诸实施，即“内地延长主义”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不过，这一建议在实施时有两个地方被修正：一是指定以1896年出版的《增订三字经》为教材，删除原《三字经》中关于清朝的记述，其用意，当然是为了强调天皇统治的合法性；二是排斥《孟子》，因为自近世以来，《孟子》所宣扬的民本主义思想，尤其是“禅让”和“易姓革命”思想，在具有“万世一系”天皇制传统的日本，一直被视为异端。如日本水户学派的儒学家藤田东湖就曾明确提出，在儒教的学说中，有两条“决不适用于日本”，“一条是禅让，一条是驱逐、讨伐君主”。（注：见《弘道馆记述义》，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在日本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时，这种思想极有可能成为谋反者的理论依据。这两点修正表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推行“皇道主义”时，在如何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方面，是多么处心积虑。
    虽然日本殖民主义者标榜日本和台湾“同文同种”，声称儒教在两种文化中均具有重要地位。但是上述“修正”本身已经说明，他们内心非常清楚，“同文”自不待言，即使是对孔孟思想的理解，由于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台湾和日本也存在显然的差异，二者并非理所当然的容易“沟通”。但是不沟通则无法“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02年，就如何确定教化理念，特别是如何利用汉字和儒教，殖民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
    十分明显，伊泽修二的构想，是以利用汉字这一“同文”的条件，寻求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为特色的，是一种“折衷论”。但是，正如他本人也承认的，“若彼此混合，则终究对孔孟主义有利”。为了避免出现“同化”难以奏效，甚至有强化台湾人离心意识的“偷鸡不着蚀把米”之讥的尴尬，日本殖民主义者就如何认识汉字的功能和如何利用儒教，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这一问题纷纷出谋献策。离冈武明认为，在利用儒教时，不应注重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而应在认识二者相悖的前提下有效地加以利用，否则将产生弊害，因为，和儒教具有深刻关系的对孔孟的“迷信”，将成为祸乱之源，提出了“部分利用论”。学校规则改正调查委员桥本武则认为，台湾人爱好汉语，是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北京朝廷这一“与同化主义势不两立的梦想”支撑的，而且“语言是表现思想及感情的化身”，“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只能通过日语来理解”，鼓吹强化日语教育。关于儒教的教化功能，桥本武则提出，儒教虽有助于培育忠孝观，但即使论及忠孝，也不能以文天祥，而应以楠木正成那样由“国粹”培育的人物为楷模。（注：〔日〕桥本武则：《答平井又八君》，载《台湾教育会杂志》第十号，1903年1月刊。）桥本武则对“折衷论”和“部分利用论”构想的否定，对利用中国儒学思想和汉语的否定，使他成为“否定论”的代表。一时间，在如何施行“同化”，如何“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闹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面对是否应在台湾废止汉语教育和如何利用儒教的争论，1903年11月，后藤新平举行了一个“学事咨询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无方针主义演说”。后藤新平提出，虽然“国语之普及”十分必要，但日语教育在何种时期内能达到何种程度，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在日本本土尚未顺利地废止汉字的情况下，在台湾废除汉语，相当困难。同时他提出，台湾深受儒教影响的风俗习惯并非简单可以改变，因此，“必须认识到同化有各种类型”。（注：《后藤长官的训示》，载《台湾教育会杂志》第十号，1904年6月刊。）后藤新平的这种“无方针主义”表明，在究竟采纳“折衷论”、“部分利用论”和“否定论”哪种“理论”这一问题上，日本殖民主义者一时无所适从，进退维谷。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外有辛亥革命的余波波及台湾的威胁，内有台湾当地居民武力和非武力的反抗这一背景下，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竭力构筑所谓的“协力体制”，以避免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动摇。如何推行“皇道主义”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隈本繁吉鉴于《教育敕语》中的“义勇奉公”精神和“祖先之遗风”，是“作为三千年来历史和国风之结晶的我内地臣民之特色”，对台湾人和朝鲜人，当难以适用的观点（注：见《设立台湾教育会的由来》后篇，东书文库藏，第22至26页。），提出了颁布台湾版“教育敕语”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当局者的认同。1912年8月，日本天皇下发了由首相西园寺公望呈上的《极秘·敬拟教育敕语草案》，采纳了隈本繁吉的建议。虽然由于原《教育敕语》中有“施于中外而不悖”这一权威性的论断，以及顾虑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民族之间的“龟裂”进一步显著等原因，台湾版“教育敕语”最终没有出笼，未经“改版”、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敕语》被强制推行。但是，从这一动向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殖民主义者在推行“皇道主义”时，对于如何在文化方面“求同”以巩固殖民统治，心情极为迫切。
    另一方面，为了构筑“协力体制”，日本在台湾强化了日语普及教育。日本统治者所以要进行这种强化，如后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所透露的，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日本人和支那人，在文明程度上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日本人和朝鲜人亦同样如此。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吾等母国人若不求文字的统一，则将无统治殖民地的力量，将缺乏统治殖民地的威信。”（注：〔日〕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第18页，转引自驹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94页。）
    总之，出于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在“进退维谷”之后，强制推行了“皇道主义”和普及日语教育，以期文化“求同”。幌子，毕竟改变不了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