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求同”:“皇道主义”的推行 如前面所述,在侵占台湾以后,日本统治集团面临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台湾的地位,一是是否应在台湾建设与日本本土一体化的文化。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以后,日本统治集团即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并同样形成了以“殖民主义”和“内地延长主义”为立足点的两种意见。以“明确区分”台湾和“内地”为立足点的“殖民主义”者主张,应在文化的层面上也将台湾置于整合圈之外,即仅在台湾施行殖民地经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教化。另一种意见则追随以“一视同仁”的解释为基础的“内地延长主义”,强调应通过“同化政策”,使台湾和“内地”达到文化的整合。 台湾总督官房参事官兼学务课长持地六三郎,是坚持“殖民主义”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作为“新归附之土人”的台湾人,要养成与“建国三千年来,以君臣之义凝结成的大和民族同一的、健全的国民性格”,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由于“同化”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虽然可以推行某种程度的“同化主义”,但不可能迅速取得显著效果。按照他的观点,经营殖民地的目的,是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是什么文化上的认同。特别在“列国竞争激烈”的局势下,“同化主义论”,只不过是“不识时务的空论”。(注:〔日〕持地六三郎:《县治管见》,载《后藤新平文书》R31-7-73。) 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则是坚持“内地延长主义”论的积极拥护者。1896年2月,伊泽修二在国家教育社进行的演说中提出,教育台湾人的目的,就是“真正将台湾视为日本的一部分”,“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注:〔日〕伊泽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次定期演说》,载《伊泽修二选集》,信浓教育会1958年版,第593页。)为此,他提出了关于“同化”台湾民众的具体构想及建议。和“所谓日本国民,就是大和民族”这一陈旧的、国学式的解释不同,伊泽修二提出,天皇“对新的领土上的居民,我们也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敕语表明,台湾人也在“应一视同仁并予以惠顾”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将台湾置于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为了达到文化整合,他认为“作为台湾人,必须了解四书五经”,了解《三字经》。这不仅因为在台湾,儒教的传统,特别是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对孔子和孟子的崇拜,是根深蒂因的,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由中村敬宇起草、由井上毅修订溶入儒教思想的《教育敕语》,对台湾人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同时他提出,台湾是一块与日本“同文同种”的土地,“汉字是沟通东亚五亿乃至六亿生灵的利器”,因此必须重视汉字所具有的功能。按照伊泽修二的观点,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应努力使日本语、日本文化和当地传统文化沟通,以此“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注:〔日〕伊泽修二:《所谓最近的国语问题》、《关于设置台湾公学校的意见》,载《伊泽修二选集》,第618、727页。) 伊泽修二的上述建议受到了当局者的重视并被付诸实施,即“内地延长主义”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不过,这一建议在实施时有两个地方被修正:一是指定以1896年出版的《增订三字经》为教材,删除原《三字经》中关于清朝的记述,其用意,当然是为了强调天皇统治的合法性;二是排斥《孟子》,因为自近世以来,《孟子》所宣扬的民本主义思想,尤其是“禅让”和“易姓革命”思想,在具有“万世一系”天皇制传统的日本,一直被视为异端。如日本水户学派的儒学家藤田东湖就曾明确提出,在儒教的学说中,有两条“决不适用于日本”,“一条是禅让,一条是驱逐、讨伐君主”。(注:见《弘道馆记述义》,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在日本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时,这种思想极有可能成为谋反者的理论依据。这两点修正表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推行“皇道主义”时,在如何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方面,是多么处心积虑。 虽然日本殖民主义者标榜日本和台湾“同文同种”,声称儒教在两种文化中均具有重要地位。但是上述“修正”本身已经说明,他们内心非常清楚,“同文”自不待言,即使是对孔孟思想的理解,由于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台湾和日本也存在显然的差异,二者并非理所当然的容易“沟通”。但是不沟通则无法“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02年,就如何确定教化理念,特别是如何利用汉字和儒教,殖民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 十分明显,伊泽修二的构想,是以利用汉字这一“同文”的条件,寻求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为特色的,是一种“折衷论”。但是,正如他本人也承认的,“若彼此混合,则终究对孔孟主义有利”。为了避免出现“同化”难以奏效,甚至有强化台湾人离心意识的“偷鸡不着蚀把米”之讥的尴尬,日本殖民主义者就如何认识汉字的功能和如何利用儒教,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这一问题纷纷出谋献策。离冈武明认为,在利用儒教时,不应注重儒教和天皇制说教的折衷调和,而应在认识二者相悖的前提下有效地加以利用,否则将产生弊害,因为,和儒教具有深刻关系的对孔孟的“迷信”,将成为祸乱之源,提出了“部分利用论”。学校规则改正调查委员桥本武则认为,台湾人爱好汉语,是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北京朝廷这一“与同化主义势不两立的梦想”支撑的,而且“语言是表现思想及感情的化身”,“日语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只能通过日语来理解”,鼓吹强化日语教育。关于儒教的教化功能,桥本武则提出,儒教虽有助于培育忠孝观,但即使论及忠孝,也不能以文天祥,而应以楠木正成那样由“国粹”培育的人物为楷模。(注:〔日〕桥本武则:《答平井又八君》,载《台湾教育会杂志》第十号,1903年1月刊。)桥本武则对“折衷论”和“部分利用论”构想的否定,对利用中国儒学思想和汉语的否定,使他成为“否定论”的代表。一时间,在如何施行“同化”,如何“在台湾人的心灵深处实现日本化”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闹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面对是否应在台湾废止汉语教育和如何利用儒教的争论,1903年11月,后藤新平举行了一个“学事咨询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无方针主义演说”。后藤新平提出,虽然“国语之普及”十分必要,但日语教育在何种时期内能达到何种程度,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在日本本土尚未顺利地废止汉字的情况下,在台湾废除汉语,相当困难。同时他提出,台湾深受儒教影响的风俗习惯并非简单可以改变,因此,“必须认识到同化有各种类型”。(注:《后藤长官的训示》,载《台湾教育会杂志》第十号,1904年6月刊。)后藤新平的这种“无方针主义”表明,在究竟采纳“折衷论”、“部分利用论”和“否定论”哪种“理论”这一问题上,日本殖民主义者一时无所适从,进退维谷。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外有辛亥革命的余波波及台湾的威胁,内有台湾当地居民武力和非武力的反抗这一背景下,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竭力构筑所谓的“协力体制”,以避免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动摇。如何推行“皇道主义”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隈本繁吉鉴于《教育敕语》中的“义勇奉公”精神和“祖先之遗风”,是“作为三千年来历史和国风之结晶的我内地臣民之特色”,对台湾人和朝鲜人,当难以适用的观点(注:见《设立台湾教育会的由来》后篇,东书文库藏,第22至26页。),提出了颁布台湾版“教育敕语”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当局者的认同。1912年8月,日本天皇下发了由首相西园寺公望呈上的《极秘·敬拟教育敕语草案》,采纳了隈本繁吉的建议。虽然由于原《教育敕语》中有“施于中外而不悖”这一权威性的论断,以及顾虑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民族之间的“龟裂”进一步显著等原因,台湾版“教育敕语”最终没有出笼,未经“改版”、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敕语》被强制推行。但是,从这一动向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殖民主义者在推行“皇道主义”时,对于如何在文化方面“求同”以巩固殖民统治,心情极为迫切。 另一方面,为了构筑“协力体制”,日本在台湾强化了日语普及教育。日本统治者所以要进行这种强化,如后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所透露的,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日本人和支那人,在文明程度上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日本人和朝鲜人亦同样如此。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吾等母国人若不求文字的统一,则将无统治殖民地的力量,将缺乏统治殖民地的威信。”(注:〔日〕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第18页,转引自驹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94页。) 总之,出于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在“进退维谷”之后,强制推行了“皇道主义”和普及日语教育,以期文化“求同”。幌子,毕竟改变不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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