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承先启后：日本对台殖民统治政策的“历史地位”
    在有关台湾地位应如何确定，以及是否要在台湾建设与日本本土一体化的争论中，“殖民主义”论者和“内地延长主义”论者各操胜券的历史事实，显示了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即以“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为依托的政治“存异”，和以“皇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求同”。这种本质特征，不仅是日本“西学”漫长历程的逻辑终点，而且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所推行的殖民统治中也具有的本质特征。一言以蔽之，在整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历史座标上，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具有不容忽视的“承先启后”性。
    日本“西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南蛮学”时代（受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影响，日本人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南蛮人”，称当时的西学为“南蛮学”）；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兰学”时代；19世纪下半叶，即幕未明治初期以后的“洋学时代”。虽然在每一个时代，日本“西学”呈现出各有侧重的内容和特征，但是其具有内在联系的一根主线，使日本统治者获得了只有贯彻“强权即公理”原则和“皇道主义”精神，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目的的启示。
    以“英学”、“法学”、“德学”为基本内容，以如何确定“皇道主义”的地位为焦点的“洋学”的兴起，本身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有着密切关系：“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日趋关心。因为，英国击败了自古以来被日本奉为楷模的中国。”（注：〔日〕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木铎社1988年版，第180页。）在这一背景下，“英学”首先开始兴盛。作为“英学”的代表人物，以《文明论概略》而闻名遐迩的福泽谕吉（1834-1901）积极鼓吹“脱亚入欧”，竭力主张学习英国政体。他认为，英国强盛之根本在于君主立宪。（注：《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70年第10、第187页。）以《国宪论纲》著名的小野梓（1852-1886）则认为，日本天皇制的特征是“君临而非统治”，而“王家君临之宗旨，实在于谋斯民之幸福”（注：《小野梓全集》第3卷，第184页，转引自早稻田大学大学史编集所编：《小野梓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第154页。），故同样鼓吹“君主立宪”。后来，在西方势力不断入侵东亚的国际背景下，善于“和洋折衷”的小野梓又鼓吹“东洋连带论”、“对外扩张论”和“东洋盟主论”，成为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理论先驱。（注：早稻田大学大学史编集所编：《小野梓研究》，第160页。）
    虽然日本“法学”的兴盛同法国的自由民权思想，特别是卢梭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但它同时又是和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威震欧洲乃至世界的拿破伦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虽然日本的“法学”鼓吹“共和”，但并不反对天皇制。按“法学”头号代表人物中江兆民（1847-1901）的阐释：“民若自己制定律例而不受其它羁束，则无论有无帝王，皆可称为自治之国”（注：《中江兆民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197页。），即同样表现出对“皇道主义”的认可。
    作为最终为日本建设政治体制“一锤定音”的“德学”，更是明确强调“皇道主义”和“弱肉强食”。在“德学”的代表人物井上毅（1843-1895）“一般政治学家主张主权由君民共掌，而日尔曼学者主张主权专属于君王”（注：《井上毅传》第1编，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66年版，第223页。）的“主权归一论”中，在加藤弘之（1836-1916）的“强者的权利在文明社会中获得弱者的认可以后，便成为法制的权利”（注：〔日〕吉田旷二：《加藤弘之研究》，新生社1976年版，第91页。）的“强权即公理”论中，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获得了指导理念。正是这种指导理念，使日本开始了“这些家伙不谈德国简直没法过的‘德国麻疹’时代”（注：〔日〕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第31页。），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了“期皇谟于远被”的实践。
    胁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并在当地逐步确定的上述殖民统治方针，是对这种理念的实践，而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则是对这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1910年8月22日，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经过在台湾的所谓“摸索尝试阶段”并取得了经验后，日本一开始即明确朝鲜是殖民地，而不是“内地的延长”，明确显示了政治“存异”的统治方针。1911年，日本殖民当局发布了“朝鲜教育令”，根据《教育敕语》的宗旨，强制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并以“涂墨”的方式，将教科书中有关朝鲜皇室的内容，改为有关日本天皇的内容，强制推行“皇道主义”。在1919年因朝鲜废王李熙突然去世为导火索的三一独立运动后，日本虽然变“武断政治”为“文化政治”，但是其政治“存异”、文化“求同”的殖民主义本质特征却并未改变。持地六三郎的“朝鲜议会设置论”被否定，就是政治“存异”的例证。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朝鲜总督南次郎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内鲜一体”口号，则是文化“求同”的例证。值得关注的是，表面上，日本殖民主义者鼓吹“内鲜一体”是“显示本次圣战之目标--实现东亚民族之团结的实际的楷模”，但实际上，如它的始作俑者南次郎所表露的，是“使半岛人成为忠良的皇国臣民”（注：见朝鲜总督府官房文书课编撰《谕告·训示·演述总揽》，第196页，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即幌子和实质仍互为依赖。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建立了以溥仪为首领的“满洲国”，提出了“民族协和”、“王道主义”的“建国理念”。这种政治安排无疑显示了政治“存异”。但是这种“建国理念”的提出，是否意味日本殖民主义者放弃了文化“求同”的原则？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山室信一所指出的，“民族协和”具有“使作为反日排日之根基的民族意识暗中消亡的意图。”（注：〔日〕山室信一：《怪兽客迈拉--满洲国的肖像》，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131页。）而“王道主义”，按照其始作俑者橘朴的解释，“是以中国社会的文化、经济诸条件为前提的”（注：〔日〕橘朴：《适用于东北社会的人民自治之根本要义》，载《海陆军文书》八一六号。），即是对中国“霸王之辩”的政治理想的巧妙利用。也就是说，日本殖民当局最初试图以这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建国理念”为幌子，实现文化“求同”。
    “民族协和”论作为一种欺骗性理论，在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中得到了进一步表现，并成为一些日本人否定战争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而“王道主义”则最终仍被“皇道主义”所取代。因为，后者包含的“易姓革命”思想具有使反满抗日运动正当化的危险。按1936年作为台湾教化资料发行的《皇道日本与王道和霸道》中的论述：“王道理念如跨出一步，将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注：台北州基隆郡教化联合会编：《教化资料》第3辑，1936年版，第108页。）在经历了一番迂回之后，“皇道主义”在“满洲国”仍被祭起。手段，毕竟要服从于目的。
    综上所述，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并在当地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是对以“强权即公理”的“丛林原则”和“主权归一”的“皇道主义”为结论的“西学”的实践，其以文化“求同”为幌子，以政治“存异”即维护自身特权为目的的统治原则，是以后在朝鲜和“满洲国”也得到贯彻的原则，是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本质特征--无论是殖民统治，还是“东亚协同体论”、“东亚连带论”、“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无不具有这种特征。总之，在整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历史座标上，对台殖民统治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其危害，不仅祸及台湾，而且祸及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