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御笔是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征，是导致徽宗朝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宋史·吴敏传》云：“（蔡）京荐之（吴敏）充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不可。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由是权悻争请御笔，而徼驳之任废矣。”《独醒杂志》卷八更明确指出：“时蔡京欲行其私，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自是中外事无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敢复有异议者。”可见，徽宗朝御笔，自有其特殊的含义，其御笔的内容，无疑是我们研究徽宗朝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宋大诏令集》显然注意到了这点，在其所拟的标题中，凡属以御笔形式颁布的诏文，均明确标明“御笔”二字。更重要的是，它收录的“御笔”之多，所蕴含的信息量之大，恐怕是现存宋代史籍中除《宋会要》之外的其他史籍无法比拟的，即使与《会要》比较，二者亦是互为详略，互为补充。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宋大诏令集》著录徽宗朝的诏文凡781篇，其中御笔即有117篇，约占15%。在这些御笔中，像《寄禄官不分左右御笔》、《复宫观县丞御笔》、《新定三公辅弼御笔》、《臣僚上言内外官以三年为任御笔》、《改建神霄玉清万寿之宫御笔》、《川茶博马御笔》等，都是关乎徽宗朝典制变化和重大史事的诏文。而就文章内容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而言，《宋大诏令集》亦往往超出了《会要》，即它更多的是原文著录，而非《会要》或经过史臣的改写或缩写者，也就更具有史料原始性、完整性之特征。
    民族关系亦是宋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北宋存在的近170年中，先后有辽、西夏、金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和外国政权并存，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八至卷二百四十《四裔》部分，著录了295篇诏文，其中除近70篇又见于《欧阳文忠公集》、王珪《华阳集》、王安礼《王魏公集》、《苏轼文集》、《司马文正集》以及《皇朝文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外，余均仅见于《宋大诏令集》。尽管这部分诏文多未系年，但据我们考证，其诏文均按史事发生的时间先后排列，细读其文，并结合有关史籍，基本上可以确定其年代，这为我们研究宋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例如，宋、辽自澶渊之盟后，双方关系基本稳定下来，此后二者之间交往不断，《宋大诏令集》全面地著录了宋王朝自景德以后与辽朝的国书凡117篇，就现存史籍而论，即使与《会要》、《长编》、《契丹国志》诸史籍所载有关宋辽交往的诏文相比，不仅数量居首，且内容亦更为详尽。又如，在女真兴起前，宋与高丽关系极为密切，《宋大诏令集》著录了自太平兴国至政和年间宋与高丽的诏书29篇，其中绝大部分诏文仅见此书，如太宗朝与高丽6篇诏文中，除《北伐遣使谕高丽诏》又见于《太宗皇帝实录》卷三五、《宋朝事实》卷二十、《宋史·高丽传》以及《高丽史》卷三外，余均仅见于本书。在这些国书中，诸如《赐进奉回书》、《赐谢恩进奉回书》等详尽记载了宋与高丽互进的贡、赠物品，对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极具价值。
    宋代的皇亲与政治，是学者们所关注的又一重要内容，《宋大诏令集》卷十一至卷五十收录有关皇后、皇妃、宗室的诏文相当丰富，是现存史籍中著录宋代皇室、后妃诏文最完整、涉及人物亦最多的一部史籍，尽管其中许多诏文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它不但对补正《宋史》等有关后妃、皇室诸传极有帮助，且著录了有关皇室、嫔妃等典制变化的一些重要资料，如《改定尚书内省职掌御笔》，现存史籍完整收录此诏仅《宋大诏令集》和《宋会要》后妃四之一○，但二者所载有所出入，如“司政”之“书令史”，《会要》作4人，《宋大诏令集》作2人；“书史”作6人，《宋大诏令集》作4人；“司宪”之“书令史”和“令史”，《会要》分别作4人和6人，而《宋大诏令集》作2人和4人，凡此，对我们考证宋代的宫廷制度是有帮助的。又如，据笔者考证，《宋大诏令集》卷十一《太皇太后》至卷五十《宗室》所著录有关皇室、后宫的制词凡741篇，其中，有超过十分之九的诏文仅见于此。这对于考证宋宗室的行迹，研究北宋的皇亲与政治，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我们从几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总的说来，《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文的完整性，这包含了二方面的意义：一是每篇诏文的完整性，一是同一内容的诏文，编者不以己之憎恶而有所增减。如卷二○三至二一二《政事·贬责》所收诏文，既有丁谓、曾布、林希等被责制词，更有被史家看重、誉满朝野的名臣如田锡、寇准、苏轼、吕大防、刘安世等被责制词，而后者在现存宋人文集中往往未予著录，即使文集作者曾草有此制，但其门人或后人亦因有损其名而将之删去，而像《长编》、《会要》等史籍往往是略述其文，并不全面。故《宋大诏令集·政事·贬责》完整著录的制词，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北宋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过程，探寻北宋政治斗争的发展轨迹，无疑是有帮助的。其他各类所著录的诏文亦按照这个原则，基本上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北宋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二，比较注意收录涉及重大史事和有关典制名物的诏文，如卷一六○《置三司使诏》、《复三部使诏》、《复置三司使诏》、卷一六三《新定三公辅弼御笔手诏》、卷一七八《宗室俸钱御笔》等，均是有关宋代典制而仅著录于《宋大诏令集》的重要诏令。北宋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宋大诏令集》几乎都有所涉及，而它们作为非经史臣改写的最原始的史料，往往更真实更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如，《宋大诏令集》收录了庆历新政中最重要内容《任子诏》和《定职田诏》，前者被《长编》改写后远不及《宋大诏令集》详尽，后者《长编》更是撮述其文，并省去了部分内容。如果要全面研究考察庆历新政，《宋大诏令集》显然更值得我们重视。
    以上我们从总体上论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仅仅是择其大者而论之。至于它对现存宋代史籍所载史事具体的补订考证，更是随处可见，俯拾即是，仅举二例：（1）补《宋史》之阙误。《宋史》卷八《真宗纪》：天禧二年“八月庚寅（一日），群臣请立皇太子，从之。”按《宋史》于此叙事与《长编》等所载有异，《长编》卷九二载此事云：天禧二年八月“丁酉（八日），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许之。”二者所言，何者为是？考《宋大诏令集》卷二五收有《天禧二年宰臣向敏中等请建储第一表批答》、《第二表批答》、《第三表批答》，正是《长编》和《宋史》所载之事，于此可证《宋史》不仅系此事于庚寅日误，且漏书了“表三上”这一史实，《宋大诏令集》所载诏文，即是最有力的证据。（2）正《长编》之疏漏。《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五月载：“诏自今巡检、县尉月俸，并特给见钱，勿折之。”李涛并注云：“《会要》五月事，今附月末。”今考《宋会要》职官五七之三六，确载有此诏。然《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壬申复载此诏，其内容、文句与《会要》同。考《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巡检县尉俸给见钱诏》，亦即此诏，并系庆历四年三月壬申，则此诏系年在宋代已有两说。按李涛《长编》编撰体例，对史料两出者，均加以说明，以资学者考证。由此可见《长编》于此事系年及资料来源失之于考，是以未及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