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对外开放，继英国之后，美国也通过签订《望厦条约》获得了五口通商的权利和贸易最惠国待遇。此后，美国对华贸易有了较快的增长，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亦日益关注。到19世纪中叶，早期零星的对华商业活动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沿海各条约口岸的重要贸易事业。以致菲尔莫总统在1851年底的国情咨文中宣称：“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十分重要，并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各港与东亚交往日益频繁， 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注： JamesD.Richardson.ed."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ofthePresidents"（Washington D.C.1903）Vol.5 P.112.）。”
    然而，美国对华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始终徘徊在3%左右， 很少突破5%，这与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相去甚远。 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对华贸易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呢？首先，是中国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顽强抵抗作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长城”虽然被炸开了几个缺口，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及的范围也仅仅是这几个口岸及周围不大的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它对外国商品的侵袭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马克思在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贸易的历史后认为：“在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贸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4-605页。）。”而“对华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页。）。其次， 鸦片贸易限制了其它商品贸易的发展。《南京条约》签订后， 鸦片贸易迅速增长， 据统计， 1842 -1849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3.9万箱，1850-1854 年间增加到平均每年5.35万箱。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和通货紧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的条件下，……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合法贸易不相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页。）尽管如此， 在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看来，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的一个广大领域，美国商业的无涯市场”（注：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 121页。）。他们把美国对华出口不能迅速增长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清政府，一方面，对华贸易被限制在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而中国众多的沿海城市和广大的内地对美国商品仍然是大门紧闭；另一方面，沉重的内地税使美国商品无法进入内地。鉴于此，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对《望厦条约》进行修改，以使整个中国都对美国商品开放。这是50年代美国对华一系列“修约”活动的主要动机。
    从1853年到1860年，美国共进行了四次“修约”活动，其中第一次是美国独自进行，第二次是协同英国，第三次是以美国为首，第四次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中立”面貌出现与英法合伙进行的。
    初试修约
    美国首次修约活动始于1853年。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的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酌办。”（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92-93页。）根据最惠国条例，英国亦可享受该项条款。1854年，中英《南京条约》将满十二年，因此英国政府率先提出“修约”要求，并建议美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文翰接到英国政府训令时，正值太平军北伐攻至天津附近，中国的局势很不明朗。文翰认为此时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是不适当的，因而将训令搁置起来未采取行动。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马歇尔（旧译马沙利），他于1853年2 月抵达广州。通过分析和研究，马歇尔认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支持中国--维持这里的秩序，逐渐在这腐朽的躯干上嫁接出健全的原则，以此给清政府以生命与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成为无政府蔓延的场所，从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注：Te - Kong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1964）P.131。）马歇尔对英国心存顾忌，认为英国在中国内战中采取的是首鼠两端的政策，目的是试图“从南京新皇帝处取得中国西部一个口岸的开放并取得现在进口港以外原不开放对外贸易的扬子江上的航行权”（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8页。）。 而美国则应明确地支持清政府并利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契机迫使清政府向美国商品开放更多的口岸。
    1853年7月，马歇尔在昆山会见了两江总督怡良， 明确表示了修改条约的愿望，他说：“满清皇帝应颁布命令……允许一切与中国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国家之人民，有在全中国境内一切地方自由往来的自由。……开放长江及其支流……以资汽船通航”；“当商务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西方将不允许叛军首领干涉他们的利益。在清政府的同意下，他们会用自己的大炮肃清道路的”（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39-140页。）。意即只要清政府答应扩大美国在华权益特别是商务权益，美国就会答应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马歇尔的计划并未能实现。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当时左右清廷内外政策的是封建顽固派，这一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怡亲王载桓、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为代表，在封疆大吏中以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代表。他们仍坚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那种态度，幻想维持闭关自守的局面。他们惧怕外来势力会危及清政府的统治，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太平天国革命后号称“中立”，是有意偏袒太平军，担心“夷船阑入（长江）致以‘贼匪’勾结”（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7页。）。因此， 他们既不愿意与英美发生冲突，更不愿意对他们作出让步，以维持泱泱大国的尊严。而咸丰帝所倚重的正是这一派。另外，马歇尔的计划未能实现也与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的战略判断有关。当时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的佩里准将，正在做打开日本门户的准备。在舰队的运用上，马歇尔认为佩里应该运用他的舰队来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打开其价值令人怀疑的与日本的关系。而佩里则认为，太平军势头正猛，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在这个时期使用武力来威胁清政府，对于美国的利益……是没有用的。因为，也许一个星期内的变化，即使清政府灭亡，由该政府所签定的一切条约概归无效”（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1页。）。因此， 尽管马歇尔三番五次地要求调用海军，佩里均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为由加以拒绝，致使马歇尔空手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