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礼在古代被列为五礼之首，而“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礼稍稽诸古”。[1]“古”即汉地传统祭礼；“国俗”指蒙古旧俗。《元史》揭示的这种现象突出体现在太庙祭礼中。正由于此，清代学者万斯同便认为元代祭礼中的某些现象比较特殊，有些甚至有违古礼（内容见后）。我们认为，万氏对这个问题的归纳并不全面，评判的依据也往往不太充分，因为，在以“国俗”行五礼的情势下，元代的集贤、翰林、太常诸文人又努力以汉制对它们进行了一番润饰与规范，使之在形式与若干内容上尽可能两相吻合。不过，万氏的归纳毕竟揭示出了元代祭享的某些重要特色，使我们从一个重要角度寻绎出蒙古传统习俗与汉地传统的交互影响及其所呈现的独特面貌。现将相关问题归纳成以下三个方面试予论列。
    一、太庙祭享中嵌入的新因素
    太庙（亦作“宗庙”）是中原历代王朝祭祀祖先的地方，“礼莫大于宗庙。宗庙者天下国家之本，礼乐刑政之所自出也”。[2]因此，有关太庙的建置及其相关礼仪都有颇为完备而繁复的规定。同样，作为传统习俗与文化心态的一种外在体现，相应的制度也存在于各少数民族之中。就蒙古民族而言，“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注：《元史》卷74《祭祀》3《宗庙》上。本文内容多以《元史》之《宗庙》上、下篇为据（分载《元史》卷74、75），故以下凡与之有关者不再注出。）这段表述加上“掘地为坎”、焚烧祭物诸项内容，便是颇具特色的“烧饭礼”。（注：“烧饭礼”是致祭的特殊称谓，通行于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内容详见蔡志纯：《元代“烧饭”之礼研究》（载《史学月刊》1984年1月）；陈述：《论辽、金、元的“烧饭”之俗》（载《历史研究》1980年5月）；宋德金：《“烧饭”琐议》（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2月）。）一般来说，此种“国俗”最初并无可供拜祭的先祖偶像（神主），亦无从事祭祀的固定处所。蒙元之际，始对这种简朴的习俗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中统元年（1260年）于中书省设神位，以必闍赤致祭。年末，按太庙制度制祭器、法服。中统五年，神主迁至大都旧城太庙。至元十四年（1277年）八月，诏建太庙于新城。两年后，大都太庙告成，旧城太庙被毁。与此同时，太庙之制亦按汉地传统逐步完善起来。万斯同通过对历代庙制的考辨，不无贬义地归纳出元代宗庙之制的三点特异之处，其中后两点（庙室神主位向与位次）可视为礼制方面的理念问题，留待下文辨析。第一条是说，宋以前神主率用栗木制成，而“元始易黄金”。如果说，这一条能够视为新异之处的话，那末，诸如双重庙号（即于汉文庙号外，神主另有蒙古语庙号）、荐佛事与致祭物品、祭祀仪式等方面亦颇具若干时代特色。其中，双重庙号已由学者揭出，（注：万氏之论详其所著《庙制图考》85下、86上、87上（载《四明丛书》第八集）。有关元代太庙之双重庙号详黄时鉴：《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载《元史论丛》第五辑）。）兹将其他“新异之处”归纳为三个方面，略予考述。
    （一）荐佛事与神主金制
    这是一个问题（崇信喇嘛教）的两个方面。于此我们可注意两条记载，一是《元史·祭祀志》，它说，至元四年（1267年）十二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此为“太庙荐佛事之始”。十三年九月，再于太庙荐佛事时，“命即佛事处便大祭”，这样，作为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佛事便与太庙祭祀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此外，作为至元四年佛事活动的另一项内容，另造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个（当时八室神主，男女并列，共十六个牌位），设“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宗庙中藏神主的石盒）前。十二年，前代通行的栗木神主（“栗主”或“木主”）“改作金主”。另一条是《析津志》的记载：
    至元丁卯四月，世祖皇帝用帝师班言，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3]
    此“白伞盖”御座即陶宗仪所谓的设有“白盖金缕褥”的“七宝云龙御榻”，置于元代从事朝仪活动的主要建筑大明殿中。[4]显然，太庙祏室前的“大榻金椅”正是神主们生前御座（“七宝云龙御榻”）的象征物与模拟品，它们与木质金主牌位、金制神主等祭物则集中体现了蒙古权贵对金制品与金饰物的特殊崇尚。
    北族君长的此种“尚金”观念至迟可追溯到六朝时期，[5]（p142）见于大蒙古国时期的金银器皿、“金裹龙头胡床”、“黄金盘龙”鞍马等金制品与金饰物（注：见普兰诺·加宾尼（Giovann de plano Carpini）：《蒙古史》、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东游纪》。相关内容分见道森（C.Dawson）编：《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宵汉文译注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0、60、61、62、145页。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赵珙、彭大雅等人也看到，大汗与诸王的金帐、胡床、鞍马也惯于用黄金裹饰（见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以及充斥于元代宫廷中的大量金制品与金饰物，[6]（p176）可视为这一传统的承袭与进一步发展。然而，元代太庙祭品中出现的金制与金饰品，则毋宁与佛教，特别是喇嘛教的影响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