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居住在宫城东北一带的后妃们凭借元廷提供的优厚物质条件，忠实守护豪华的“火室房子”，并启动“宫车”，每年参加两都巡幸这样的重大活动，“守宫妃子住东头，供御衣粮不外求；牙仗穹庐护阑盾，礼遵估服侍宸游”，[13]这段描述生动又真实地反了当时的情状。此外，这些后妃们另一项重要职责便是从事祭祀，《析津志辑佚》“古迹”条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述：
    （烧饭园）在蓬莱坊南。由东门又转西即南园红门，各有所主祭之，树坛位。其园内无殿宇。惟松柏成行，数十株森荫，宛然君高凄怆之意。阑与墙西有烧饭红门者，乃十一室之神门，来往烧饭之所由，无人敢行。往有军人把守。每祭，则自内庭骑从酒物，呵从携持祭物于内。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
    《元史》的另一则记载说的显然是同一回事，内容互有详略，亦可参证：
    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裹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截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14]
    “十一室之神门”与“十一室皇后斡耳朵”（或“十一宫”）在数目上的对应当然不是巧合。至此我们已无可怀疑，“烧饭园”正是宫城十一室皇后斡耳朵从事祭祀活动的专门场所，并且，每室“各有所主”，即每室各按所在“坛位”按“国俗”进行烧饭祭祀。可以说，“十一室神门”即“烧饭园”正是元代诸帝的“家庙”。
    《析津志》之“古迹”条还说，“先，烧饭园在海子桥南，今废为官祭场”。据此理解，在营建大都新城的时候，黄金家族可能已在皇城北面的海子附近建造了一座烧饭园，上面提到的烧饭园是后来往东南迁移而新建起来的，原址改为“官祭场”，即蒙古族官僚们按本俗从事祭祀的场所。
    从元代太庙之制到大都“烧饭园”及其相应的“守宫”制，我们可以看出汉制对蒙古旧制的规范作用，更注意到后者在祭祀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进入农耕区的蒙古民族的许多古老传统虽被汉地周密的典章制度所规范，然而，透过充满“汉式”概念的历史记录仍不难看出，蒙古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与传统习惯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性。通过对元代祭制的粗略剖析，或许能从较深层次上为我们的这一观点提供某种佐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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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张昱。庐陵集·辇下曲[A].元诗选：初集辛集[Z].
    [14]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