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家族制度研究多注意祠堂、族田、族谱等问题，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中国家族组织结构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然而，中国家族制度并不仅仅是家族组织制度，家族制度涉及到家族精神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宗法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利用近代留存的习俗调查资料，以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为例，考察家族制度下的财产经济关系，探讨近代家族社会的若干特征。
    一、财产祖有观念与家族财产习俗制度
    （1）财产祖有观念与家族公产。近人认识家族公产，偏重于公产的共有性质。如近代民法以家族公产为自然人共有物，“族人处分祀田，就公同共有物性质而言，自以得族人全体同意为有效”。（注：最高法院编：《最高法院判例要旨》，第91页；1934年印本。）但在实际的近代长江中游家族公产处分过程中，多是依据传统的家族公产习俗制度。此种家族公产习俗制度，即是以公产祖表观念为核心。
    长江中游公产以祠堂祭产为普遍形式，祠堂祭产并非自然人所有或自然人所组成的法人所有，而是归于非自然人的祖先名下，即祠堂祭祀祖先名下。祠堂以死去的祖先构成独立的粮柱户名，无论是祖占公产，还是祖遗公产、捐置公产或购买公产，其所有权当然归于祠堂祭祀祖先名下。如黄冈陶店张氏的张青选等人“捐此山田三石二斗”为其房祖张朴堂立祭，其祭产即归于张朴堂名下，“另立张朴堂名”。（注：《黄冈张氏续修宗谱》，卷一，虎山禀县案据（嘉庆五年），1927年印本。）黄冈《刘氏宗谱》卷首所载的公产买契中，买方则为“本族大祖公座下”、“刘公祖座下”，户长、房长、经管只能充当“凭中”的角色。（注：黄冈《刘氏宗谱》，卷首，附近祭产契约，1939年印本。）家族公产为祖有，实际上是祖先私有，非以宗族众人意志得以变卖，变卖公产为一种卖祖不孝的行为，如湖南各地的家族公产照例“不能分割，又不能变卖”。（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第611页；1930年印本。）
    在实际的家族公产运作中，民间习俗又以家族的祠、堂为所有主体，行使所有权，“靖安县民间习惯，凡数人共有之堂产，如有出卖或典当情事，其所订契约仅署某某堂名，其共有人并不分别署名签押，买典各主以旧例相沿，亦不苛求”。（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010页；1930年印本。）在家族制度中，此种祠、堂并非自然人组成的近代法人组织，而是祭祀祖先、代表祖先管理族众的机构，其支配家族公产的权力来自于祭祀祖先的主祭权。因而，主持祠、堂祭祀活动的乡绅在惯例上又拥有对家族公产的支配权，能够代表祖先支配家族公产，而并非需要一套近代法人的组织程序。
    从观念上讲，只有祖先才具有真正的家族公产处分权，但乡绅往往能以祠、堂名义代表祖先处分家族公产。乡绅对家族公产的支配权，特别体现在家族公产的管理方面。家族公产经营或经理并非由族众选举产生，大多出于房族长等乡绅的私意，对房族长负责，并没有一套对族众负责的组织制度。如“赣南各县祠产最多，其次神会，各种慈善事业此项法人之设立，恒无一定规条”（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第40页；1930年印本。），宁都家族公产的管理人与管理办法也相当混乱，“惟规条不备，经理非人，款目不清，时滋讼累，殊为可惜”。（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第8页；1930年印本。）
    家族公产为祖先所有，其使用权与收益权就应该归同一祖先名下的家族子孙平均享有。宗族各房分的小公祭产具有明显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共有性质，房内各家庭采取轮种轮收的办法，平均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民间以其轮值之年的收益权为典当物，“南昌、新建等县民间共有田亩之管业恒分户轮值，按年收租，以供祭祀祖先之资，然祭费无多，恒有赢余，每当轮值之年，该户即不啻得一宗资财，故平日每于银钱缺乏时，即预指其轮收可得之租谷为目的物，以典当银钱，盖犹以其共有田亩内个人应有部分之收益为典当物而己”。（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第453页；1930年印本。）会产也具有明显的收益权共有性质。会产流行于江西等地，如万载巢氏宗族有大祠祭祖会、大祠清明祭墓会、大祠纱灯会、育秀堂会筹会产，其会产来源于族人的结合捐置，而享受会产利益的仅仅是入会者子孙。如育秀堂会专门用于奖励士子士人科举仕进，有50人结会捐置，此会特别规定“以为日后会内子孙花红程仪之资，会外者不得籍口大祠众会，妄生觊觎”。（注：《万载北门巢氏族谱》，卷一，祠会，1933年印本。）
    但是，祠堂祭产的所有主体为祠堂，其使用权与收益分配权由祠堂所主持，实际上为房族长等乡绅所操纵，并非自然人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与平均的收益权。祠堂祭产大多以土地出租形式提供农民使用，而收益的分配明显有利于乡绅阶级，并且为家族组织活动提供物质基础。习俗制度上的公产收益有照丁均分制度，但祠堂的公产收益分配主要用于奖励读书人，近代则奖励新式学校的学子，考取功名或进入学校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祖有财产当予以奖励，如江西“祠产中有学租一项为科举时代资送大小考试及奖赏之用者，无族无之，奖赏有二，一为花红，一为膳租，并行不悖，花红以一度给付为止，膳租则终身给付，按期照人数分配，如有数人中试，或入庠，则数人分收学租，若仅一人，则归一人独收，此项财产均系独立，不作别用，所以鼓励学风也。科举既废，旧时举贡廪附收租如故，近则学校毕业生亦多援例收租”。（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第5页；1930年印本。）议稞算帐管理、祭祖及娱乐等家族组织活动开支也占了公开支的一大部分。30年代，广济县周笃户的每年公产开支为16,600斤谷，其中奖学助学开支为6,800斤谷，议稞算帐管理为4,800斤谷，祭祖为4,700斤谷，娱乐为300斤谷。（注：武穴市档案馆档案1-1号卷。）
    清代法律支持家族分产不得盗卖（注：《大清律例》，乾隆律例，乾隆六十年，卷九，页十三。），与家族公产习俗制度相一致。近代民法确认家族公产为共有性质，主张家族公产流通买卖，以家族全体同意或多数同意为处分家族公产的必要条件，与家族公产习俗制度相违背，在事实上势必促进家族公产进入流通领域。民国期间，捐出或变卖公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各祠公租，除应抽捐及应缴之正税外，入不敷出，已渐典卖”。（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26页；申报月刊社1934年版。）在近代法律制度作用下，家族公产性质也表现出由祖有向共有性质转变，在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家族公产典卖出捐法律文书中多有“族人全体同意”或“经族众会议”的字样，如1940年3月4日的湘潭县“唐仁本堂科定学田捐契”：“立契科定学产人唐仁本堂经理先丙、子钦、泽民、昭亿、声槐、昭友、先枚等……特召集族众会议，将祠管九都四甲地名井塘冲水田……共计水田壹百七十三亩五分，并随庄各项等一概科定归仁本高小学校永为学产管理”，契约由唐仁本堂经理先丙、昭亿、声槐、泽民、昭庆、子钦、先枚、昭珊笔立。（注：《湘潭私立唐氏仁本小学校校董会立案呈报各项事项表》，湖南省档案馆59-9-1009卷。）1942年的长沙县“陈大公祠学田捐约”：“立捐约人陈大公祠经管陈锡南等……今取得全体族人同意，愿从该业内提捐庄屋五间、水田柒斗式升，计岁租市斗谷式拾捌石式斗六升，充作长沙县私立乳泉初级小学基金”，立约人为陈大公祠总管陈锡甫、陈吟秋。（注：《长沙县私立乳泉初级小学资产资金报告表》附，湖南省档案馆59-7-2175卷。）但民间契约仍并不似族众同意为成立的必要条件，乡绅以祠、堂名义或以某某祖名义典卖出捐公产。随着近代乡绅恶霸豪绅化，恶霸豪绅从公产典实中渔利，从而引起较多民事纠纷，靖安县“各共有人究竟是否皆能同意，殊难证明，事后每有以未经某房某人之同意为词遂至涉讼者”。（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