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婚姻与财产习俗制度
    （1）婚姻与财产关系。《礼记》昏义中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以男性的传宗接代为目的，艰于子嗣者可多次婚娶，常宁县“惟男子因原配或继配不育，以致多娶妻室者，尚属易见之事”。（注：《道县风俗调查表》（1948年），《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婚姻为产生宗祧继承人的正常途径，多数地区婚生子有嗣子权，而非婚生子不具有亲子地位，“长沙、湘潭、衡山、湘乡、攸县、湘阴、宝庆县属各族于修谱时对私生子不特严禁，且特设规条，遇有此等事端，族众公同议处，而当事人缘有此种习惯，即知为己所私生，亦不敢认领”（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648页；1930年印本。），“赣南人民最重血统，凡乞养子不准入祠登谱，私生子亦然，较他处将养子、私生子列入附录或加特别标记者不同”。（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1930年印本。）
    婚姻有正式婚姻与非正式婚姻之别，正式婚姻不以财产为必要条件，非正式婚姻则多属买娶。但婚姻重财礼为社会普遍习俗，如赣南“民俗娶媳最重财礼，富厚之家无论已，即中产以下之家，多者恒需一二百元，少者亦需七八十元以上”。（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505页；1930年印本。）近代长江中游流行童养媳婚，在正式成婚之前，以草八字庚帖形成订婚关系，“凡娶童养媳各村均有之，或由煤人先向女家取得草八字交付男家，或彼此互换庚帖，均于过门抚养后即发生订婚之效力，至童养媳入门之仪式亦只叩拜祖宗而已”。（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501页；1930年印本。）童养媳未婚前并不与男家构成正式婚姻关系，而形成如同义父义女一样的恩养关系，萍乡童养媳“及长告知二姓戚族始成婚。先是男女以兄妹相呼，女称翁姑曰父母”。（注：《萍乡县志》（十卷，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66页。）近代乡村社会以财礼、恩养关系束缚妇女，更加强了男子的家族中心地位。
    在湖南各地，有富家以田地为嫁妆的习俗，如汉寿“凡富家女出阁除具备一切妆奁之外，尚有由父母指定某处田亩若干书立付约赠与其女带至男家者，俗谓之伴嫁田”（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506页；1930年印本。），近代湖南陪嫁习俗有所改革，醴陵“自政治革新，人皆知女子非有知识技能无以自立，在未嫁以前，即以其赔（陪）奁之资移作求学之用，结褵之日，崇朴黜华，富者亦力避铺张，或径割田宅为赠，一扫从前奢靡之习”。（注：《醴陵县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97-498页。）陪嫁田地等习俗并不表示未婚女子对父家族有财产要求权，而只是以田地财货代表女子父家族身分，提高妇女在夫家的地位，女家“稍从简略，男家相诮让”。（注：《桂阳县志》（嘉庆二十二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29页。）家族对女子出嫁有一定的干涉权，长江中游各地家族均严禁嫁人为妾，“瑞金县民间有女子不得嫁人为妾之风俗，如某族内女子有嫁人为妾者，视为最可耻之事，故各姓族谱内多载有凡系本姓女子不得嫁人为妾，则未成则令改嫁，如已成事则将该女父母宣告除名之谱规也”。（注：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第1698页；1930年印本。）
    婚姻正式成立以夫家族的告祖礼为准，礼制上称之为庙见成妇礼。此种“庙见”夫家族祖先的礼仪即表示女子得到夫家族祖先的认可，女子成为家族成员。告祖礼以“三月庙见礼”为原本，各地庙见礼不同，南昌县等地新年庙见成妇，较符合古人“三月庙见”的原意；（注：《南昌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053-1054页。）其它地区的告祖礼多为升堂庙见或三日庙见，常宁“本县结婚仍多遵行旧制，亲返入室后，即与新郎同在厅堂举行庙见礼，叩拜天地及祖宗”（注：《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江华县“事娘婆着花衣引新妇升堂与男人拜祖后并引入洞房”。（注：《江华县俗调查》（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各地行告祖礼的地点也有不同，吉安等地新娘进祠堂行庙见礼，“新娘彩舆直入宗祠，下舆后众宾即引郎至，并立而拜于堂上，是已庙见矣；又于逾时或翌晨，偕新郎入祠拜祖先及诸尊属”（注：《吉安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41页。），其行庙见礼地点也较符合古人“庙”的原意。其它地区多在家居庭堂举行，“今人家多无家庙可见，止称‘拜堂’，借曰‘见大小’”。（注：《孝感县志》（光绪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326页。）近代少数地方出现新式婚姻礼仪，“近来乃有文明结婚或自由结婚，手续更称简便”（注：《江西省新建县风俗调查纲要》（1932年），二档：十二（6）全宗，18271卷。），但告祖仪式仍然不可缺少，萍乡“新式结婚，入堂对祖宗行三鞠躬礼，父母三鞠躬，宾客一鞠躬，仪式简单”。（注：《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二档：十二（6）全宗，18271卷。）
    庙见告祖礼使女子成为夫家族的成员，其死后灵位应被夫家子孙奉祀，但“女子地位较男低，署名必须冠以夫姓”；（注：《湖南新田县风俗调查纲要》（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其服制也从属于丈夫，“女子在未出阁前，服与男子同，出嫁后，服与夫同”。（注：《新宁县风俗调查概况》（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权，道县女子地位“略低于男子，不能操财产权”。（注：《道县风俗调查表》，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只有在父家长去世后，主持门户的孀妇才具有一定的财产权。但孀妇并不具有宗祧继承权，不能继承财产，家庭财产仍然由男性子孙继承，孀妇的财产权类似于财产监护权。如孀妇出卖土地，必须以自己与儿子的共同名义，在黄冈《刘氏宗谱》所载的孀妇出卖土地的卖契中均可见此惯例，“立大卖约人刘王氏同男际尉”，“立大卖约人刘詹氏同男兆云”。（注：黄冈《刘氏宗谱》，卷首，附近祭产契约，1939年印本。）而且孀妇出卖土地还必须征得公爹的同意或亲族的同意，“寡妇也可以出卖土地，但她必须取得她公爹的同意，土地买卖才被承认为有效”。（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二十三，1889年，上海，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8-5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孀妇财产权必须受到亲族的控制，并未能享有与男子一样的财产处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