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鎏金或金铸佛像至迟通行于唐代。今存于拉萨大昭寺大殿内的觉卧（或作“觉阿”，意为“王子”，指印度净饭王子释迦牟尼）金身像据传由印度制造，南北朝时输入中国（实际上此造像极富唐代中原汉式雕像色彩）。相传这尊觉卧佛后来又由文成公主携之入藏。按照佛经中《造立形象福报经》的规定，艺匠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多种精制佛像的技法，如铸像，有薄铜板锤打成的“金鍱像”，也有用黄金铸成或在银、铜像上用鎏金技法予以“开光”的金像。元代帝师们利用元帝对金制品的酷好，并进而从观念上迎合忽必烈等人夸示天下的心理，以竭力将佛的形象与元帝联系起来。如前所引，“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具有“以镇邦国”的象征意义，此义又通过“金轮”这种特殊形制显示出来，《析津志》接着说：
    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铁柱高数丈，以铁絙系之，以表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皆从帝师之请也。
    同类措施另见于佛寺，即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忽必烈命圣安寺“作佛顶金轮会”。按照佛教教义，最有势力的帝王在世时便有瑞轮出现，凭借瑞轮的旋转，威服一切，故称“转轮王”。转轮分金、银、铜、铁四种。金轮帝王之世，天下望风顺化，法力也最高强。（注：武则天称“金轮圣神皇帝”也显然与此教义有关。不过，莱登大学的西·西·伯格教授根据杰·勒·莫恩斯的观点而判断忽必烈对金轮佛的供奉是他“采取进一步的蒙古开拓计划的信号”的结论（参见[英]丹·乔·艾·霍尔《东南亚史》[古代部分]汉译本第120-121页。赵嘉文译注，张家麟校订。云南历史研究所编印于1979年10月）是值得商榷的。并且，文中说忽必烈两次进行金轮佛供奉的时间（1264年与1269年）亦不知何据，我们找到的这两条材料的时间（1262年与1267年）与之并不吻合。）在喇嘛教的影响下，世俗化的元帝身上打上了金轮佛的标识；与之相应的神主们也被比况为佛的化身。因此可以说，金制神主（包括祏室前的“大榻金椅”与木质金表牌位）既反映了蒙古上层对金制品的传统嗜好，更是他们崇奉喇嘛教的某种深刻印记。
    （二）祭品的蒙古色彩
    元代太庙祭品的规模及其奢华性是空前的，如宋代为太庙提供祭品的廪牺局，仅需设牢圈养祭牲和籍田“种植粢盛”，便可应付祭祀之用。[7]元代负责提供祭品的牺牲局除喂养牛马鹿等牲畜外，另由“西山猎户”提供祭祀野牲，[3]甚至由域外常年提供贡品（见后）。因此，元太庙祭品的种类特别丰富，游牧贵族的食尚也极其鲜明，并出现了一些前代极少使用的附加祭名。此种现象，亦易于造成祭品与古礼的抵牾，元代太常博士便认为，“燔萓月膟”与“烧饭礼”合，故“不可废”（详后），但“形盐、糗饵、粉糍、酡食、糁食非古”，意即“笾豆之实”（“笾”与“豆”即竹制、木制容器，分盛栗脯与齑酱等物献祭。《礼记·天官·笾人》作“羞笾之实”）与古制不合。其实，不合者并不止于此，如汉地太庙之主祭品一般为“太牢”（或作“大牢”）即牛、羊、豕，此为“三牲全备”（后世以鸡、鱼、豕为“三牲”），至元十三年九月，以“加荐”为名，增入羊鹿野豕。十七年，致祭物品又明确为天鹅、野马、塔剌不花（其状如獾）、野鸡、鸽、黄羊、胡寨儿（其状如鸠）和湩乳、葡萄酒，另有哈八鱼等外来贡品；[8]大德二年（1298年）正月，“特祭太庙”（此为“特祭”之始），用马、牛各一，羊、鹿、野豕、天鹅各七，“余品如旧”；一年四季除按常规用各色瓜菜、野味“荐新”外，每月又以羊羔、炙鱼、馒头、其子与西域汤饼等物“配荐”。上列“加荐”、“特祭”和“配荐”诸名目在前代是极为少见的。
    （三）祭祀仪式中的蒙古因素
    仪式是祭祀活动的中心内容。元代确定每季的第一个月（“四孟”）进行“大祭祀”。大祭祀共七天，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元代礼官为皇帝“亲祀”制定了斋戒、陈设、车驾出宫、省牲器、晨裸等八道“享仪”。从形式看，享仪是汉式的，然而，“国俗旧礼”的所有要素几乎被全部嵌入，并构成享仪的主要关节：大祭礼“尤重马湩，马湩事先由太仆寺挏马官派人用革囊送达；马与三牲是“国俗旧礼”中用于“割奠”的物品，它与果脯、齑酱等汉式祭品（盛器为笾与豆）并列陈设；“蒙古巫祝”（或称“蒙古太礼”）充当司祀监官，是祭祀的监督与实际主持者。在元帝行礼的主要程序（晨裸）前，巫祝与三献官在享殿中用奠牲酹马湩与葡萄酒，至各室神主“告腯”。此后，巫祝“升诣第一座”用“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告以致祭年月日数与“牲齐品物”，“致其祝语”。次旦，分别由蒙古勋旧大臣（多为怯薛官）、集贤大学士或祭酒、太常院使行三献礼。其后，诸官入享殿，至各室行礼，仍由巫祝致祝语。礼毕，由蒙古博儿赤（Ba'urchi，厨子）“跪割牲”，太仆卿用朱漆盂奉马乳酌奠，巫师用国语“告神”，太祝奉“祝币”“诣燎位”，各官再拜。礼毕，以“割牲之余”撒于南棂星门外，称“抛撒茶饭”。
    上述仪式中，“割牲”这道仪式与汉地用“鸾刀”割牲比较吻合；（注：“重开割”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饮宴习俗（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用“鸾刀”割牲则通行于汉地太庙祭祀中。）最可注意的是太祝奉“祝币”“诣燎位”一节。按祝币为祝号与币号即祭祀用牲币（祭牲）与币帛的美称；“燎位”指烧奠祭物的处所，《礼记·郊特牲》曰：“取膟月燔燎升首，报阳也。”膟月，郑玄注为“肠间脂”，其性易燃，用以燔燎，烟火上升；“报阳”意应为告天。《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即位时亦“燔燎告天”，李贤注曰：“天高不可达，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烟上通也。”古祭祀中点火的柴蒿与膟月合称为“膟月萧蒿”。设燎位燃烧祭品是汉地太庙祭祀与郊祀诸礼中的一项仪式，比对以上叙述不难看出，元代祭仪中嵌入的蒙古因素与之不乏契合之处，例如：“燎位”相当于“国俗旧礼”中“掘地为坎”焚烧祭品的处所，“报阳”亦与蒙古贵族崇拜“长生天”之意暗合；元太祝所奉牲币中或含“割奠”之牲，故当时的太常博士认为：“燔月膟与今烧饭礼合”，从而为这项“国俗旧礼”找到了“汉式”经典性依据。也正因为此，汉式燔燎仪式曾一度与烧饭礼并行，但“膟月萧蒿，至元十八年五月弗用，后遂废”。显然，太庙祭祀中的这项仪式，便主要由烧饭礼所取代。
    具有“通伦理”功能的祭祀音乐是与礼仪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上述祭祀活动同时要解决汉地“雅乐”与蒙古乐（“国朝乐”）的契合问题。据《元史·祭礼志》记载，元代负责此项事务的大乐署署长曾提出，既行“割奠”之礼，就必须另撰乐章。而太常博士则认为，“三献之礼，实依古制，若割肉、奠葡萄酒、马湩，别撰乐章，是又成一献也”。争论的结论虽不得而知，但元末撰成的《析津志》明确记载，在太庙祭祀过程中，“雅乐先进，国朝乐后进”。[3]可见，与烧饭礼相伴和的蒙古音乐也融入了庙堂祭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