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莲的联合修约
    .1853年新任总统皮尔斯派遣他的政治密友麦莲为驻华公使， 从而开始了第二次修约活动。麦莲的使命是与清政府谈判修约事宜，以在中国建立不受限制的商业关系。美国政府嘱咐他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决定美国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美国政府还指示他以适当的方式帮助英国在重新修订的条约中获得商业方面的特权。
    1854年3月13日，麦莲到达香港，不久，按美国政府的指示， 佩里将一艘战舰交给他不定期使用。同时，美国副使巴驾向两广总督叶名琛通报了美国全权公使的到来，并要求与之会晤。与以前一样，叶名琛以公务繁忙为由，不予接见。对此，麦莲傲然处之。4月15日， 麦莲在香港会见了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包令向麦莲说明了他此行的两大任务：扩大与中国的商务联系，争取进入中国更广阔的地区；与北京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并建议麦莲与他采取一致行动。包令的建议并未打动麦莲，首先，麦莲认为现在采取行动对他来说为时尚早，他还要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做一番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其次，麦莲认为英国正在欧洲忙于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抽出力量在中国采取较为激烈的政策或行动，因而也就不可能达到迫使清政府修约的目的。于是，麦莲开始了他自己的行动。他先是北上顺访通商五口岸，然后驶入长江并达到太平军控制的地区。通过一系列的接触，他确定了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书中他指出：“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中华帝国与英美法三国已订条约的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事。”（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4页。）麦莲认为应该继续执行马歇尔的对华政策。6月22日，麦莲在昆山会见了两江总督怡良，要求清政府派员商议修改条约细则，并承诺，“如蒙准奏，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8页。）。 即还是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为诱饵，使清政府答应“修约”的要求。在致怡良的照会中，麦莲还草拟了一个附件《变通各款条约略说》，提出了修约的具体内容，共8条， 归纳起来要点如下：准许美国商人“任意驾船运货，驶赴扬子江左右一带城邑港口销售”；“合众国应派钦命全权行事大臣或有权使者寓居中华国家都城北京地面”；在五口内已纳税的美国货物转往别口或内地，不应再重新纳税（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107-169页。）。8条之中，除了公使进驻北京外， 其余全是围绕如何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特权而制定的。怡良不敢答应麦莲的要求，以办理外交是两广总督的职责为由，要麦莲南下广州与叶名琛接洽。8月， 麦莲回到香港，此时英国公使包令正向叶名琛要求“修约”。麦莲也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要他在“修约”过程中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8 月24日，麦莲照会叶名琛，以12年期限已满为名要求“修约”，并授权副使巴驾负责谈判。25日，叶名琛回函麦莲，同意派员商谈，这使得巴驾幻想陡炽。但与叶名琛的官员谈判后，巴驾的幻想宣告破灭。8月30日， 巴驾在给麦莲的报告中说：“叶名琛情愿广州城毁灭，自遭沦亡，绝不会要求外援，尤不愿以扩大商务作为取得外援的交换条件……北京政府的最高当局，还是很信赖他这一政策”（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9页。）。
    在广州“修约”努力失败后，麦莲决定偕同英法两国公使，北上白河口，直接与清中央政府交涉。10月10日，麦莲同包令连樯北上（法国公使因兵船损坏派秘书前往），至抵大沽口，要求到天津“修约”。清政府深恐英美借机寻衅，不愿在京畿重地附近与之谈判，只派级别较低的长芦盐政文谦和其前任崇伦前去听取意见。双方于11月3 日在大沽炮台会晤，麦莲提出了“修约各款清折十一条”。各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扩大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制定的，基本内容如下：开放扬子江，准许美国人运货去贸易；重定税则；开放内地商务；准许美国人在“中国海岸捕鱼采矿”；设立客栈寄存货物，三年内货不出售不交税等（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185-187页。）。对此，崇伦认为可以部分接受，即“察有情理可援者，择出数条……妥为查办，以示怀柔之意”（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0页。）。 但咸丰皇帝不以为然，认为麦莲“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批驳，以杜其无厌之求”（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 年版， 第342页。）。但又认为可以考虑减免外商所欠上海海关税和广东茶税， 以示怀柔。咸丰帝要英美使节回上海和广东同怡良和叶名琛接洽具体事宜。
    由于清政府态度强硬，麦莲和包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使他们认识到，“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或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及贸易情况的改善的”（注：马士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8页。）。这时，已临近寒冬， 兵船无法久留。11月10日，麦莲致书崇伦，以向美国总统报告作为最后恫吓，随即偕同包令返棹。11月26日，麦莲返回香港，年底离开中国，徒劳地结束了为期近一年的“修约”活动。
    麦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列强尚未做好用武力强行“修约”的准备，英法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激战正酣，无法纠集发动侵华战争的力量；美国国内围绕堪萨斯问题，南方与北方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国问题显得过于遥远而不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清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也不愿对列强作过多的让步，特别是咸丰帝对“外夷”的猜忌和仇视心理，使他不可能接受“借师助剿”的建议，更不会为此付出代价。况且，到1854年下半年，太平军的北伐已被击退，一度岌岌可危的局势重新稳定下来，清政府对外国的态度也就更加强硬起来。这就决定了麦莲的“修约”不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