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天津条约》，条约签字一年内彼此在北京换约。1859年6 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率联合舰队驶抵大沽口，直隶总督恒福亲赴北塘迎接并照会他们由北塘登陆进京，但英法公使坚持沿白河经天津进京换约，并要求大沽口的清军撤防。25日上午，英法联合舰队开始进攻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清军奋起反击，给英法联军以沉重打击。在这次战斗中，美国海军不仅帮助英国运送援军，而且以“血浓于水”为口号直接参战。然而在名义上，美国公使华若翰仍是和平使节，因此得以率先进京完成换约手续。1860年8月， 英法联军自北塘入侵，攻陷大沽炮台，随后又占领天津和北京。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定《北京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有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口等内容。按最惠国待遇，美国亦同沾这些权力。
    通过中美《天津条约》及附件的各项条款和从《北京条约》中分享的权利，美国在中国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商业特权：第一，增避商埠。过去美国商人只能在东南沿海五口进行贸易，根据《天津条约》，又增开了牛庄、登州、台湾、汉口、九江、天津等11个商埠。美国获得了北起营口，南及海南岛，东起台湾，西至长江中游流域的通商权利。第二，沿海贸易。过去商品往来于五口之间，不准零星卸货。《天津条约》规定：“或有商船进口，止起一分货物者，按其所起一分货物输纳税。未起之货，均准其运往别口售卖。”（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92-93页。）这样，美国商船有了在沿海贸易的权利。第三，美国享有最惠关税待遇。《天津条约》规定：“大合众国人民在各港贸易者……所纳税饷惟照粘附在望厦所立条约例册，除是别国按条约有何更改，即应一体均同，因大合众国人所纳之税，必然照与中华至好之国一律办理。”（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92-93页。）第四，内地通商、旅游权利。过去美国人只允许在五个通商口岸活动，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美国人可以“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经商”。除了在商务上取得上述权利外，美国还取得了公使进京，扩大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等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权，使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便加深重了。
    19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修约”外交具如下特点：
    第一，不以占有土地为最终目的，而重视扩大商业利益。与同期英、法、俄三国不同的是，美国在四次“修约”活动及强迫中国所订立的条约中，没有割让领土一项，却在通商章程中获得甚多。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国力不济和受其它列强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美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是占领中国的某一地区，而是不费一兵一卒地实现中国全境的门户开放，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此外，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商业民族和海洋民族，他们往往从商业的角度去理解国家利益的发展和扩张，从建国之日起，他们就追求一种超越空间的扩张。19世纪50年代的对华“修约”外交，正是这种商业扩张的体现。
    第二，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配角。美国对华外交呈这一特点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美国平时只保持着规模不大的军事力量，国内市场又基本上能满足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在50年代，美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的斗争日益尖锐，分散了全国的注意力。这就决定了5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不是独自提出侵略要求而是搞利益均沾，不是搞单独行动而是联合“修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