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历史不再被看成是僵死的事实的堆积，史学也不再是零散的史料的排列，因为治史者能够把历史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时，不仅仅要考察、确定他们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历史因果，同时也力图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们的内心世界。因为，任何时代的人类的活动，都要通过人们的头脑。由于研究人类大脑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历史学的范围，这就造成古往今来众多的历史家们到此止步。但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真正科学的历史家们，坚信历史学是可以揭示人类历史的各种奥秘的。在历史学已经走上现代化的今天，史学家是可以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等携手合作，共同完成这一科学史上的艰巨任务的。
    （一）
    当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之所以向心理学去寻求援助来深化史学研究，主要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第二是中外学者们的提倡与探索；第三是国外心理史学实践特别是美国心理史学和法国心态史学的启发。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为史学家们向历史上的人类心理活动方面的拓展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长期以来，尽管人们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从事史学研究，但又往往是对唯物史观作片面的理解。不论人们从哪一时代或哪一方面去研究历史，向来避讳历史创造者们的主观方面也即心理方面，但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相反，他们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人类活动是不能避开人的头脑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即使是像吃、喝这样最基本的人类活动，也是要通过人的头脑的感觉而开始或停止的。“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恩格斯嘲笑那些简单、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的人们说：“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
    事实确实是这样。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如何去研究和解释。机械的唯物主义者不把历史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动”，只能从事物的表面、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因此也就不能对活生生的历史作出准确的解释。普列汉诺夫认为，唯物主义者“必须给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认为，马克思强调从人的“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而“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正是心理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和观念。”（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86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们“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正是由于此，我们有理由说：历史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下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件历史事实的发生不是与人们的心理状况有密切联系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看来，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影响历史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政治条件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条件，也要研究人们的心理状况，包括人们的社会动机、社会需要、社会态度、社会情感等方面的状况。不对这些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能真正弄懂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每一个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当然都不会对克思主义的这些经典论述熟视无睹。这就需要转换一下视角，从另一个领域去对历史进行考察。
    其次，从本世纪以来，中外诸多的史学家和非史学家都认识到确实有借助心理学来加深历史研究的必要，他们也对此进行了大力的倡导。
    早在1903年就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就提出过这种观点。他认为：“个人心理学成立，并社会心理学亦成立，则历史成为完全科学也。”（注：李浩生译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杭州合众译书局，光绪二十九年版。此处转引自马金科、洪京陵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第197页。）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鲁滨孙于1911年撰写了《新史学》一书。鲁滨孙在书中指出：史学家要想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就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也应该依靠社会心理学这样的“人类的新科学”。他认为，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把人类特有的、较高级的心理活动与祖传下来的属于动物本能的那些心理活动区别开，这样“对于思想的变迁、制度的发展、发明的进步、几乎一切的宗教现象等问题，恐怕就要容易研究得多了。”（注：此处据齐思和重译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8页。）鲁滨孙的学生历史学家巴恩斯于1919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心理学与史学》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心理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一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中国较有影响的介绍国外新史学的著作。
    受到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也强调治史者应研究社会心理。他提出，要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必需探求该一时代的社会心理的状况，考察其如何蕴积、如何发动和变化。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在梁启超看来，社会心理是由特写时代、特定人群中个人的需要、意志、感情等等心理状况汇积而成，同时这种社会心理的特点又会在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两者互相依存。他还提出：“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已经能够看到任何个别历史人物的政治及思想上的表现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提出，“史家最要之职务”，就在于发现社会心理的“实体”，考察它蕴积、发动、变化的过程，并进一步研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心理的表现，这样“史的因果之秘密”就可以发现了。这种通过考察社会心理的状况来研究历史因果的方法，在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社会心理的意义，还通过义和团运动的实例，说明了他这种方法的作用。可以说，梁启超是我国最早提倡通过分析社会心理来研究历史变迁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