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1968年），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
    翦伯赞幼年接受清真学校启蒙，1919年夏，毕业于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后留学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学。1926年11月在长沙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次年1月， 奉命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北上太原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遭通缉。后活动于北平（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从事理论宣传和统战工作。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以前， 任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私人秘书，做了许多掩护和救助革命同志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除了继续保留覃振的私人秘书名义之外，还先后任或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历史教师，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专门委员，陶行知任校长的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教授，上海大夏大学和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天津《丰台》旬刊、湖南《中苏》半月刊、上海《大学月刊》、香港《文汇报·史地》副刊主编。在重庆时，还曾以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建国之后，兼职更多，最多时达三十余个。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等。
    翦伯赞著作等身，共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专著和论文集十余种，共约四百万字。其中名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一、二两卷，《中国史论集》一、二两辑，《历史问题论丛》等。所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以及众多的其他著作尚不在内。
    翦伯赞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史学成就占主要地位，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宣传并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中国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但比较全面、具体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以后，翦伯赞在这时已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热切地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于历史研究。他于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 为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而发表的论文《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注：北平《三民》半月刊，5卷6、7、8、11期。），都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剖析论证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他相继发表的《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以及《介绍柯瓦列夫〈古代社会论〉》、《介绍一种历史方法论的名著--盛岳译〈史学的新动向〉》（注：南京《劳动季报》8期， 1936年3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秋季，同卷2期，同年夏季；上海《世界文化》1卷2期，1936年12月。）等，则主要是阐述或评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或有关的重要著作的。
    1938年8月， 翦伯赞在长沙由新知书店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可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却视此书为大逆不道。次年此书再版时，即被当局列为“禁书”。此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全面地讲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书中，翦伯赞密切联系中国的现实或历史，进行论述。他说：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
    此书观点鲜明，批判有力，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
    建国之后，翦伯赞仍是一如既往地宣传、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表现尤为突出，贡献巨大。1958年初，极“左”思潮已在中国萌发。2月， 陈伯达适时地以其特殊政治身份在国务院科学规划会议上，以《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说。至5月初，他又在北大校庆60周年的万人大会上， 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又一次发表演说。这连续两次演说，都有强烈的煽动性，为极“左”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起了极坏的作用。于是在史学界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吹起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浮夸、浮躁的歪风。表现在史学领域，出现了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错误倾向，严重破坏了人们在教学和史学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翦伯赞于1959年开始，连续发表抨击极“左”思潮的论文，其中主要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等。1961年夏至1963年春，他还先后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还将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向一些高等学校师生和文化、学术工作者发表演讲。这些论文和演讲都结合当时史学界和其他学术界的实际，着重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严厉抨击了一些违反乃至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划清了一些重要是非的界限。
    1962年夏天以后，高等学校和学术界中的极“左”思潮有所收敛，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如何对待和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次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第五次党代会召开， 研讨在北大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新的教学计划，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在大会上，翦伯赞以《巩固地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注：《北京大学》校刊第441期，1963年3月13日。）为题，做了重要发言。他明确指出，要贯彻执行好这次党代会提出的任务，“首先要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教学、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他对当时在教师和学生中忽视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批评，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