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曾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访问，与许多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单位进行座谈或发表讲演，鼓励这些学校和单位要大力培养研究本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专门人才，有计划地加强对本地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他的名文《内蒙访古》就是1961年7-9月在访问内蒙古之后所写的。所述曾参观考察过的古迹、文物，属于历史上的十余个北方民族，绵亘时间上下约两千余年。他还发表了《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文成公主说了话》等（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都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视和他对少数民族的热爱。
    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除了存在着重视与不重视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此外，还要注意对民族政策的学习和贯彻。这些问题在5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调查和“三套丛书”的编写中时有暴露，而且不断引起争论。翦伯赞所写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就是对上述部分问题的回答。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翦伯赞谈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注：《新建设》1962年第6期。）等文， 都是对一些有关问题进一步作出的阐述。
    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第二章《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简明扼要地从正反两方面，多角度地回答了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在研究或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说：“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原则。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要犯错误。但应用这种原则去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用简单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关系中挑选一些类似平等的个别史实来证明这个原则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而是要揭露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这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实质。”又如说：“反对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一个原则。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汉族在中国史上的主导作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另一个原则。但不能因此就说我国古代的各民族就没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好像解放以前，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大家庭而不是一个民族大牢狱。”
    四、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必须重视史料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当重视理论，只有资产阶级史学家才重视史料。翦伯赞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论调。他说：“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翦伯赞早期的著作就以资料翔实著称。其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不仅充分利用了经、史、子、集四部中各种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还冲破旧的研究传统，充分利用了当时已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等。他这时的史料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945年5 月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的一次学术讲演中。讲题为《历史材料与历史科学》，内容分三部分：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这个讲演的大部分内容不久即公开发表。有关考古学部分在1954年结合新的考古发现改写发表（注：《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1954年5月22日《光明日报》。）。
    翦伯赞较大规模地发动组织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编纂是在解放之后。1949年7月，中国历史学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郭沫若任会长， 范文澜任副会长，翦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他们共同发起组织编辑巨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约有两千多万字，为68册。翦伯赞主编了其中的《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两个专题，共8册。
    翦伯赞为在我国长期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搜集、发掘、整理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还倡议、创办了两个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基地，一是1952年创办的“考古专业”，设在北大历史系；一是1959年创办的“古典文献专业”，设在北大中文系。北大考古专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为筹建此专业，他煞费苦心，任劳任怨，总的说来，还算顺利。而创办古典文献专业的情况则大大不同。此专业是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时， 决定创办的，并设在北大，筹备工作由齐燕铭、翦伯赞、吴晗、金灿然、魏建功5人负责。可也就在这时， 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提出了一个所谓“厚今薄古”的口号来。由于他的政治地位特殊，加上媒体的大力宣传，一时人们视此口号为党的新的文化方针，这无异于给古典文献专业的筹建工作打入一个楔子。可是翦伯赞等人还是按照计划将此专业建成，并定于1959年夏公开招生。
    为回答“厚今薄古”论者对设置古典文献专业的责难，翦伯赞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于此专业招生之际，即在1959 年7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一文，开宗明义说：
    “北京大学今年新设了一个专业，名曰‘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主要的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
    文章讲了三大问题：第一是“整理古典文献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有没有矛盾”，第二是“整理古典文献是不是一种没有思想性的纯技术工作”，第三是“整理古典文献，算不算科学研究工作”。翦伯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在文章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现在正在招收学生，我希望不久就可以看到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整理古典文献的队伍成长起来。”（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61年，他为批判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的代表性口号“理论挂帅”及“以论带史”时，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第八章《理论、史料与文章》中说：
    “理论挂帅，不是只要理论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是说要用这样的原理原则分析具体的历史。”
    “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
    “理论挂帅，也不是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使理论与史料分离；而是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
    当然，翦伯赞的这些意见都为当时热衷于制造极“左”思潮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陈伯达之流视为叛逆。后来翦伯赞遭到批判，并在“文革”中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罪名”被打倒，乃至致死，这也有其必然性。
    1998年4月14日，北京大学为配合百年校庆， 举办了盛大的“翦伯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教授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翦先生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期，坚决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一次有代表性的双重意义的抗争。一是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反对破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抗争；二是政治上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路线的抗争。它表面上只是个人或少数人支持的行动，实际上它反映的是相当范围众多人的认识、愿望和要求。从今天来看，它的政治意义远重于思想理论意义。”（注：刘大年：《历史学的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