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丛刊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作了专门报道，《丛刊》获得了多种奖项，如《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获江苏省第六届优秀图书奖二等奖等。近时《丛刊》又被评为“1992-1998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并入围“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辑校者整体水平较高、学风严谨之外，与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出版社的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如季羡林先生、席泽宗先生等予以具体指导，并为一些书作序，保证了《丛刊》学术上的高质量。而江苏古籍出版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心编辑，精心印制，则保证了《丛刊》出版上的高质量。《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体现了我国当代敦煌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的毅力、魄力和水平。
    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套代表着当今敦煌学研究水平、凝聚了各方人士心血和汗水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我们特刊发季羡林先生、席泽宗先生的序言和柴剑虹先生、李正宇先生的评价文章。又值敦煌学史上另一重大的基础工程，任继愈先生任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里也一并予以介绍。这两套大型图书的出版，是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具体体现，将有力地推动敦煌学研究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敦博本禅籍录校》序
    众所周知，禅学虽然号称来自天竺，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学。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有禅宗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个中消息，不难参透。
    禅宗兴起以后，中国就有人研究禅学。禅学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极其普遍地、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等等整个文化领域。
    禅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据我个人的看法，禅学是越向前发展，离开真正的佛教越远，到了后来，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形成了佛教的一个反动，一个否定，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禅宗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先是中国人研究，后是外国人研究，韩国、日本等国的禅学专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几百年以后，又有了重现辉煌的端倪的显露，禅学已寖寖成为世界显学。东方各国，固无论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学者，翻译禅籍，撰写文章，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这将为下一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
    稍为内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为世所重，道理就在这里。自从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以后，世界学林为之震惊。在石室中众多的典籍中，禅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从此以后，中外研究禅宗的学者，争先恐后，纷纷对敦煌禅籍加以校勘，加以探讨。正如王静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新材料的发现必然能带动新学问的产生。在敦煌吐鲁番学范围内，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动这一门新学问迅速前进，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眼前这一部由邓文宽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录校》，是在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这两位学者认真严肃，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因此我称之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称道和重视的是，他们读书得间，细入毫发。对一些以前从未有学人注意到的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阐幽发微，公之于世，为斯学作出一大贡献。这一点，我相信，凡读本书的学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之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写到这里，我想要说和应该说的话可以说是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条尾巴。这当然不是狗尾，甚至也不是貂尾，而是一条超过了众尾之尾。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别人也许对它会感兴趣的。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也就是把接力棒传给年轻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我有意写一篇短文，姑名之为《燕园四杰》。先此预告，望“读者”（套用“看官”这个词儿）们注意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