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失名诸卷拟名之准确。我在《文献》1989年第4 期发表《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将敦煌遗书P3931 号拟名为“晚唐五代甘州回鹘汉文文献”。《丛刊》中赵和平教授《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亦收录此件，拟名改为《灵武节度使表状集》。他在“题解”中先考证出此件年代在后唐同光三年（925）至后晋天福三年（938）之间，继而根据集内几件函牒“别纸”中透露出来的身份关系、措辞语气及地理方位，顺理成章地判断为“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所拟新名，切当公允。或许有人以为，一卷文书的拟名或改名似乎并非大事，但敦煌文书的拟名和改名，往往关系到本卷文书的定性、定年，影响着文书内容及所涉史事的寻绎判断。岂可等闲视之？
    再谈校勘之精审。敦煌文献多为手抄本，抄手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学郎、僧尼及下层官吏，错字、别字、方音假借字、方言词语以及脱漏、衍文比比可见，故向以难读闻名。其中以俗文学作品写本尤甚。这是由于俗文学作品往往经过多次辗转传抄，旧错沿袭，新错屡出，差错积累，越来越多，加上很多方言词语及方音借字，更加难读难懂。本《丛刊》中的《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二册），面对的正是这类讹误最多甚至难以卒读的俗文学写本。然而展现在笔者眼前的《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却使讹误百出、难读难懂的抄本，变得易读易懂、文从字顺，基本达到了善本水平。这不能不归功于校勘之力。
    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介绍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大批古代遗书重见天日。由于这一发现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当地士绅的重视，很多敦煌遗书辗转流散。1910年，在中国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亦即后来的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运京的这批遗书，成为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后数十年，国家图书馆多方搜罗征集，不断丰富敦煌特藏，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6000余号。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分四大单元：（一）劫馀录部分，亦即陈垣先生《敦煌劫馀录》所著录的部分。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京师图书馆就中整理和挑选出较为完整的，编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先生任馆长期间，以该目为基础，编纂了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馀录》，计有8738号。（二）详目续编部分。1927年前后，从解京的敦煌遗书中又整理出1192号比较完整的遗书，定名《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三）残卷部分。解京的敦煌遗书经过上述两次整理编目的残存部分，总计近4000号。（四）新字号部分。指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外，图书馆于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收藏的敦煌遗书。
    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经过多年合作筹划，决定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部重新拍摄，出版图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任继愈先生担任主编。所有图版，均请专家直接据原件拍摄。在每册正文之前，选取有关该部分文献收集、保管、研究的图片资料和若干精品局部，印为彩页。正文图版之后，编有叙录、新旧编码对照表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不仅具有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经专家考证，剔除了像日本写经、其他地方出土的唐宋写经、敦煌遗书过录本、若干赝品等非敦煌原真资料。（二）收入的所有图版，均经过专家整理，残卷部分经过连缀，并纠正了《敦煌劫馀录续编》等原油印工作本中的著录不当之处等。此外，本书拍摄所据的原件，已经过专家进一步修复整理，未经修复时所制缩微胶卷中存在的遗书背面内容漏拍，以及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或墨迹深浅不一难以辨认等问题，得以避免。图版本的内容更加完整、清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8开本， 正文图版大部分以上下两栏放置，少量精品和形态特殊的卷子以原大或接近原大的图版印制，每册约460页左右。全书正文用120克高级胶版纸精印，绸面封套特精装，印制精美。全套约100册，现已出版1-5册，6-10册年内问世，其余部分将陆续推出。
    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和凝聚各方人士心血和汗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力求忠实保留遗书的原貌，全面反映遗书的文献价值、文字价值和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