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
    我从60年代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中的天文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其中之一就是资料难以收集。1984年听邓文宽同志讲，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牵头，成立了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决定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出版，天文历法部分由他负责。我听了以后极为高兴，觉得这是有益于后人的一件大好事，希望能早日完成，并愿为此尽绵薄之力。此后，他即不时把搜集、整理的材料拿给我看，并合作写了一篇《敦煌残历定年》。此文于1985年由我在美国伯克利召开的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以后，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这几年他单独写的几篇有关文章，也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去年7月29 日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曾说：“不知能否告知邓先生的联络地址，连续见到其几篇谈论古历的力作，很希望能直接向其请益。”
    文宽同志和我相识已近17年，平时相处深知其为人诚实，说话真实，做学问踏实。今逢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完成付印之际，愿为序。此书约30万字，将现今已知的有关材料全部予以汇总刊出。除了整理录文以外，还加了校勘记和题解，书末并附有供研究使用的十三种表格。不但“鸳鸯绣了从教看”，而且把针线和原料全部托出给读者用，应该说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是任何一部这样大的著作，不可能没有不妥和引起争议的地方，因此也希望读者批评，我想文宽同志一定是欢迎的。
    敦煌学坚实的基础工程
    --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
    文献的辑录校理，是学术、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石和起跑线。敦煌文献由于先天丛杂、后天流散，其辑录校理尤为必要。由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主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是继英、法和我国北京图书馆所藏部分敦煌文献资料摄制发行及台湾黄永武先生编《敦煌宝藏》出版之后，进一步开展敦煌文献校雠整理的重大举措。第一，它在按馆藏序号刊布原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类相从、全面辑录并通过校雠整理，变散乱丛脞为系统条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目已是以类相从，但仅限于北图藏品而已，《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则是对散在各国的、所有已知的同类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辑录，其艰巨程度空前莫比；第二，它在分类辑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缀合、校勘，使不少断残错乱、甚至身首异国的同件文书得以整合，又使脱讹百出甚至不可卒读的古抄本，成为可读可据的善本，为进一步开展专题系列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文献不仅仅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它同时又是许多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宗教、哲学、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俗、文学、语言、音韵、文字、音乐、舞蹈、医药、保健、膳食、酿造、天文、历法、农牧、水利、印刷、通讯等涉及不少学科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资料，从而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广阔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人们常说的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敦煌文献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而突出。敦煌文献的分类校录，无疑是发挥敦煌文献多学科、多功能作用必不可少的步骤。笔者常常发现其他学科的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他所专攻的那个学科的古佚资料而颠蹶蹈误的事例。比如中外不少法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由于不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而品种繁多的契约、社条、蒙学训戒、遗嘱家教、各种账册、民间争讼文牒、民事审理案卷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丰富生动的民法规范及其存在、作用的客观事实，断言我国古代不具备产生民法的社会文化基础，进而侈言我国古无民法；又如不少书法史家由于不知道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唐宋时代的汉字硬笔写卷，而误以为汉字硬笔书法不过是伴随着鸦片输入国门的舶来品。如是之类，曷胜枚举！由此，深知分类辑校、尽快刊布敦煌文献以向各学科专家提供资料实属必要而迫切。《丛刊》的出版，将为多种学科打开眼界、输血供氧，其意义之深广、作用之重大难以估量。
    《丛刊》已经面世的12大册，分属契约文书、社邑文书、表状书仪、赋类遗篇、变文讲经文、天文历法、《论语》古抄、佛教经录、禅宗佚典、医药文献等10类，录校者都是各该专题涵养深厚、建树累累、驰誉著信于国际敦煌学坛的知名专家。其承事之得其人，简材之可其选，令人心向往之。拜读一过，进知各书录之完备，建类析目之当行，失名诸卷拟名之准确，校勘之精审，可谓俱臻佳致。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先说收录之完备。社邑文书是敦煌文献独具风标之一宗，其研究史已有50多年，不少学者付出了心血。其中尤以那波利贞、竺沙雅章、土肥义和、宁可、唐耕耦、郝春文教授等用功最深，推进良多。至于收录敦煌社邑文书之齐备，当推本《丛刊》宁可、郝春文教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居首。据我所知，唐耕耦、陆鸿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收录敦煌社邑文书149件；日本土肥义和教授告诉我， 他已收集并进行录文的敦煌社邑文书有300多件。 而《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收录数，除正品345件外，更附载关系文书57件。 又如本《丛刊》沙知教授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收录敦煌契约文书300多件， 超过玉井是博、那波利贞、山本达郎、池田温诸家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唐耕耦先生之所收录。后来居上，于此可见。
    再看建类析目之当行。《丛刊》之一、方广锠博士《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二册），面对的是敦煌遗书中一大堆有关佛教经目的五花八门的丛杂文书，多为以往的佛经目录学家所不取。而这部分丛杂文书关于唐宋敦煌佛教研究者甚大，明眼行家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若要进行录校，首先面临着体裁及编排从何措手的问题。方先生高屋建瓴、架纲析目，在归类的基础上划分为“全国性经录”、“品次录”、“藏经录”、“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配补录”、“抄经录”、“杂录、签条”及“附录”10个部分。为380件丛杂文书井然有序地安排了各自适合的位置座次， 而又能济济一堂组合为群体。且不说此书内容多么新颖，只看其编排体例，已不能不赞叹其匠心之独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