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整理的硕果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
    捧着印装精美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仿佛是怀抱敦煌学研究沉甸甸的丰硕果实，许多往事又涌上心头，不由感慨万分！
    众所周知，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然而，数以万计的古代珍贵文献还未重见天日便遭劫难，四分之三以上的写本、绢画等被英、法、俄、日等国的考察队、探险家骗盗而流失海外，一门以藏经洞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则应运而生；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在痛心疾首之际又不得不直面困难，或远涉海外查录被劫敦煌写卷，或尽力搜寻整理尚存国内的劫后馀珍，爬梳典籍，苦心钻研，为学术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国运衰微，学术艰难，前辈学者每因条件所限而举步维艰，故先有“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浩叹，后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传言。1983年夏，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组成，开始积极筹划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成专辑出版。这项工作正式开展之前，就曾得到以李一氓同志为组长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有力推动。编委会成立不久，这套分类录校丛书即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得到相关基金的资助。
    由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决定了这套录校丛书在编辑、校勘与出版上的高难度。藏经洞文献绝大多数为写本残卷，内容庞杂，且往往抄写极不工整规范，错讹甚多，不少写卷首尾残缺，有的仅存碎片，加之已流散世界各地成为公私秘藏，造成编辑整理的五大困难：写本查看难、文字辨识难、定性定名难、年代确认难、断片缀合难；而分类录校则是要在扫除上述“五难”的基础之上做的综合性的整理研究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据编委会的同志讲：仅讨论选题、约请作者、落实项目、了解信息等前期工作就耗费了大量时间与心力；各位作者搜集文献资料又用了数年工夫，大多数作者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动手编排、考订、录校，到1994年、1995年陆续完稿，历经了十多年的时间，真正是十载辛苦、披沙拣金，也只有恒志不变，方能铁杵成针！
    这套录校丛刊分别涉及佛教经录、禅宗典籍、社邑文书、契约文书、天文历法、医药文献和《论语》、变文、讲经文、因缘、赋等文学作品及表、状、笺、启、书仪等应用文，内容十分广泛，且多数为传世典籍不载之佚本，其宝贵价值不必多说。我这里仅就其在古籍整理与学术发展上的意义谈两点感受。
    第一，遵循学术规范。古籍整理怎样选择底本，如何断句、标点，怎样校勘、辑佚，哪些要影印、是否需今译，都是有学问、有讲究、有规律的。80年代以来，在古籍整理工作者与一些古籍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不少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图书陆续问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学术界有所抬头的浮躁之风也影响到古籍整理，不认真选择底本、胡乱标点、随意校勘、轻率注释等现象相当突出；有些出版社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动辄影印未经整理的古书（有些本来已有整理本），形成了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倒退怪象。相较之下，这套《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就十分值得赞许了。该书《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
    《丛刊》各辑按学科或专题辑录，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搜集，避免重要遗漏；凡能缀合者加以缀合，尽可能成为完帙。一般来说，每篇文献包括四项内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录文；（三）题解或说明；（四）校勘记。这四项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包含了编者的研究心得和见解，并介绍了有关研究论著。每辑之后附有“主要论著参考书录”和该辑所用敦煌文献“卷号索引”，以便读者查阅。这就是该书的学术规范，各位作者都是努力遵循的。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文革”十年之后，我国古籍整理工作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人才严重匮乏。80年代以来，经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与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努力，通过设立古籍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及一些重点项目的开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套录校丛书的完成，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这套书的录校者共16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中青年学者。如荣新江、郝春文、邓文宽、方广锠、赵和平、李方、张涌泉、黄征诸位，当他们开始编校各自承担的专辑时，都只是三四十岁的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而到今天这套丛刊出版之际，他们都已是为国际敦煌学界瞩目、成绩卓著的教授、研究员了。近几年，有些高校及科研单位轻视古籍整理的思想有所抬头，以至提出“古籍整理书不算科研成果”，这是很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