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太平天国可能是评价最为纷歧、是非变幻最多的一段历史。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太平军是“粤匪”、“发逆”；在清末革命党看来，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民国以后，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史观得以确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得到普遍承认。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降，在清末民初被革命党目为“汉奸”的曾国藩，又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研究者据此认为，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国民党对于洪、杨与曾、胡的态度，其实是颇为微妙而暧昧的，其中还纠结着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至于国民党有意淡化它的民族革命传统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则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所谓“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国民党太平天国史观之嬗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乏深入发掘研究的价值，通过对它赖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加以解构，可望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一、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象
    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经清末革命党人的大力阐扬，并经由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得以深入人心。谈到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自然要牵涉到三民主义的渊源问题，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朱元璋，其次才是洪秀全。②但从清末革命思潮的肇始过程来看，显然主要还是受到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
    宫崎寅藏曾经问过孙中山这样一个问题：“先生中国革命思想胚胎于何时?”孙回答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③据宫崎寅藏说，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已自命为“洪秀全第二”。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同学的陈少白后来也回忆说，孙中山在该校读书时，即有“洪秀全”的绰号。④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也与之大体相似。1912年，黄兴曾对人谈道：“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⑤像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其所处的时代既与太平天国相去不远，其生长的地域又皆为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不难理解，他们民族革命思想的最初来源当然就是太平天国。虽然同盟会誓词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取自于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但其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却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依托的。
    大约在1903年前后，革命党人开始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是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倡言：“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只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⑥明确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为汉人的复国运动。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祝辞，为《民报》创刊周年昭告“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⑦值得注意的是，在章氏列出的这一中国历史谱系中，排除了所有的异族政权，而太平天国被列入其中，无非也意在强调它是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同年出版的《民报》第五号，在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三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⑧，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朱、洪二人一脉相承的关系。
    因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被认定为民族革命，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辛亥元老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据作者晚年回忆，此书是1902年在日本横滨由孙中山提议撰写的。孙中山谓“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建议他“搜罗遗闻，撰著成书……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⑨次年成书后，孙中山又亲自为之作序。⑩简又文对此书评价甚高，称“以科学方法及历史眼光叙述太平史者，先生实开其端”云云。(11)其实此书只可当作反满宣传读物来看，书中的许多内容都经不起考究，哪里谈得上什么“科学方法”和“历史眼光”?姑举一例。据《清史稿·洪秀全传》记载，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攻入金陵后，“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12)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对这一记载大都不肯轻信(13)，但却不清楚其史源出自何处。今查《太平天国战史》亦有同样的记载：
    时天王已据金陵……建号太平天国，称明代世嗣。首谒明太祖陵墓，举行大祀典仪式。其祝词曰：“不肖孙子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规模一遵洪武初年祖制。”……立洪武木主，每月率百官将士一祭。(14)
    很明显，这就是《清史稿》上述记载的来历。这个故事一看即知不可靠，洪秀全一向不赞成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岂有自称明代世嗣、拜谒明太祖陵的道理?不过，这一故事并非完全出自刘成禺的杜撰，早在咸丰三年天地会伪托洪秀全所作《奉天承运皇帝诏》中，已有“朕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取天下，削平祸乱，统一寰区……朕以天潢嫡派，为中外所推，招集忠良后裔，起事粤西……兹以二月朔日抵南京应天府，祗谒祖陵”的说法。(15)因清末革命党人将朱元璋、洪秀全视为其民族革命的两大先驱，自然很乐于相信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故事，刘成禺遂据此敷衍成文。
    黄世仲(小配)《洪秀全演义》也是革命党人利用太平天国进行反满宣传的一个成功个案。此书创作于1906年，旨在以小说鼓吹反满革命，作者自称其书“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16)章炳麟为之作序，且对其宣传革命的功效抱有很高期待。果不出章氏所料，此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17)阿英也说：“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叙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18)关于此书的社会影响，不妨举两个例子。如《翼王石达开布告天下檄》在清末民初被广为传诵，其中“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两句，尤为脍炙人口。罗尔纲指出，“此檄见于清朝末年反清党人黄世仲著的《洪秀全演义》，大约就是黄世仲伪造来鼓吹反清革命的”。(19)指责黄世仲“伪造”此檄未必恰当，《洪秀全演义》本是文学作品，自然是允许虚构的，而后人竟信以为真，可见此书影响之大。又如《太平天国诗文钞》录有一篇洪秀全《祭明太祖陵寝文》(20)，后王焕镳据以收入《明孝陵志》(21)，今人尚有信以为真者。今考此文亦出于《洪秀全演义》(22)，当为黄世仲所杜撰。由上两例，足以看出此书对于反满宣传的效果如何。
    更有甚者，则是为了宣传反满思想而有意伪造太平天国文献，罗尔纲在这方面做过很多辨伪工作。如南社诗人高旭(天梅)伪撰石达开诗作20首，并刊行《石达开遗诗》一书，一时广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员胡怀琛亦托名太平天国黄公俊作诗多首，后来胡本人承认黄公俊其人其诗皆系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反满革命。(23)这些革命宣传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后还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从石达开诗中可以看到两种主义，一是太平天国绝对的坚持民族主义，二是太平天国绝对的表现英雄主义。(24)半个多世纪以后，简又文仍然坚定地宣称：“翼王石达开为最彻底之民族革命者。”(25)石达开的民族主义之所以给他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自然应该归功于《石达开遗诗》以及《翼王石达开布告天下檄》的宣传作用。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竭力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一直代表着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国民党执政后的1928年，罗邕、沈祖基将其所辑《太平天国诗文钞》送请国府要人作序题词，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三序及于右任、李济深题诗均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蒋介石序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于右任序谓此书可“拟之‘铁函井底《心史》’”，也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26)从这些作序题诗者的身份及其倾向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具有高度的共识。
    自三民主义提出之日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27)1930年出版的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八十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28)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视为一脉相承的关系。1943年，萧一山为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所作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平军为我国近代民族革命之壮澜，行动思想，均有源流可寻，事之不成，盖由时代使然……然一线相承之民族主义，一瞥所见之民权、民生主义，均足以启后圣而开新运，为国民革命之先河。”(29)照他这个说法，则不仅是民族主义，就连民权、民生主义，都可以从太平天国找到其思想渊源。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简又文还在撰文重申这一观点：“朱明之覆元复国，太平天国之讨满兴汉，与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之打倒满清而建立民国，是六百年来我国一脉相承之民族革命运动。其间虽有成有败，而革命的意义与性质之重要则同一。”(30)这种表述与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吻合的。
    不过，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鼓吹提倡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论私德》，对当时盛行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就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31)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论调者并不限于维新派，就连蔡元培这样的革命派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32)此时的蔡元培虽已倾向于革命，但他与那些职业革命家毕竟有所不同，在主张反满排满的同时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理性，故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亦不肯苟同。民国以后，在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几乎已成定论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便是钱穆。钱穆《国史大纲》指出，太平天国起事之初，虽以种族观念相号召，但“似乎只可谓利用此种民间心理，而非纯由此发动”。(33)后因《国史大纲》出版审查遇阻，他在回应审查意见时，又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给予明确否定：“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34)钱穆的这种见解，代表着历史学家的一种纯学术判断，在30年代能够有如此认识，亦属难能可贵。
    那么，自清末以来主张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者，究竟是基于什么理由来判定这场革命的性质呢?仔细考究起来，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35)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36)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36)但无论对此文有多么高的估价，它毕竟只是“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钱穆语)而已(37)，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有限，单凭这篇檄文去断定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向来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本文无意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而仅以揭示民族革命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为目的。今天看来，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始于明中叶以后，在长期面临“北虏”之患的时代背景下，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氛围，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39)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同是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象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着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