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由于钱穆坚持己见，审查官最终让步了，后来出版的《国史大纲》，有关太平天国的一节仍题为《洪杨之乱》。但从这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一仍其旧，“洪杨之乱”的说法不能为出版审查者所接受，这与1930年国民政府为太平天国平反时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种种迹象表明，从30年代初直至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并没有否认或忌讳的意思。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95)这里称太平天国为“举义”，不消说是明确肯定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实际上表达了将国民革命的传统上溯至太平天国的一贯主张。
    下面两个例证尤能说明问题。据钱穆说，抗战期间他在后方各地常常见到悬挂于室内的孙中山画像，“注意到画像下附中山先生年历，第一项即为洪杨起事年月，第二项始为中山先生之生年”(96)，这是一个颇堪玩味的细节。此画像下方附有孙中山生平大事年表，将“洪杨起事年月”列在首行，可能相当于年谱的谱前部分，意在表明画像主人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画像所附年表想必非常简略，但即便是这么简略的年表也要标出太平天国起事年月，可见对孙中山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何等看重。无独有偶，在毛思诚编撰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中，也能看到与此相似的观念表达。此谱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记述蒋介石诞生于是年后，即云：“是年，距太平天国之亡二十三年。”(97)毛思诚是蒋的启蒙老师，此书原名《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后经蒋本人修订，改题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于1937年刊行。在这部经蒋介石亲自修改定稿的年谱中，于蒋生年下特意标明“是年，距太平天国之亡二十三年”，这与钱穆见到的孙中山画像所附年表首先列出“洪杨起事年月”是同样的意思，无非意在强调蒋介石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已。
    对于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陶希圣曾经有过一个解释。1943年初，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完稿后，送请陶希圣审阅，陶给他复函说：“弟以为中国国民党于太平天国与曾文正，实两承之，其渊源实微妙而错综，且历史上亦颇有先例。弟稍缓当另函略论之，或可为兄订此稿之一助也。”(98)这段话关系到国民党对于其自身传统的理解和认识，然陶氏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德亮在该书《后记》中对此有所回应：“洪杨发难于金田，以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族政权相号召；湘军崛起于岳麓，以保卫桑梓安宁，维持中华名教为职志。一则追念远祖丰功，一则不忘先民劳绩，名相反，实相成，而皆有裨于总理所倡导之辛亥革命，是亦殊途而同归也。”(99)很显然，这是在阐释陶氏上面那段话的意思，但作者的发挥有点不着边际，似乎并未明白陶氏之真义。
    作为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陶希圣的上述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棘手的问题。依笔者之见，所谓“两承之”者，对于太平天国，继承的是它的民族革命传统；对于曾国藩，继承的是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以抵御外来文化的立场。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一方面有意识地继承曾、胡的文化立场，主张以传统文化来抵御英美自由主义和苏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仍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认同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
    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这种“微妙而错综”的关系，似乎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以太平天国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传统”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反革命传统”是截然对立的，故屡屡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如陈伯达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谓“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而“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都是针对30年代以后国民党师法曾、胡的政治立场而进行的批判。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为曾国藩翻案必然意味着对太平天国的否定，则是由于对这段历史的隔膜而得出的一个想当然的结论。
    作者简介：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