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历史人物的研究存在一种脸谱化的趋势，即总是从政治、文化、阶级或道德的角度去论述、评价历史人物，而不能透过人物表面的言行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状况在新时期的史学中有了一定的改变。
    历代帝王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心理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由于有关文献记载比较多，虽然不能都为心理分析创造条件，但毕竟可以通过这些材料透视出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有学者撰文论述汉武帝所以对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给予严厉处罚的原因进行了心理分析，（注：李恩江：《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8期。）以求能对此问题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曾经写过《万历传》的历史学家樊树志，在该书写完以后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明神宗万历进行心理分析。（注：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通过这一个案分析，指出明神宗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他生性嗜酒好色、贪财好货、逢人疑人、逢事疑事，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临朝于一身的皇帝。赵良撰写的《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注：赵良：《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对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李后主、明太祖、光绪、溥仪七位历史人物进行了分析。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抒情散文式的心理传记”，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著作，但作者表明“借鉴了心理历史学的某些方法”，“为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也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有益尝试。这些心理分析的文章和著作，为说明一些通常情况下难以解释的问题打开了一条新路，加深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认识。
    对于像孙中山这样“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人物能否进行心理分析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注：如王彦明：《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马敏：《论孙中山伟人品质》，《孙中山和他的年代》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一直在致力于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胡波也同时在思考着孙中山的个性心理问题，先后发表一些研究有关孙中山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的文章，（注：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清末民初社会心理与政治》，《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孙中山的乡土观念》，《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岭南文化与孙中山的思维模式》，《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岭南文化与孙中山》这部专著。该书联系岭南文化的大背景，剖析了孙中山的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等几个方面，不仅使孙中山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示，也开创了历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模式。
    第五、探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范围的群体社会心理。
    群体的社会心理范围很广，既可以指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可以指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心理；既可以指某一小范围内具有某一共同点的人群，也可以泛指整个阶段、阶层、国家、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心理。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与相关学科的学者们一起，参与了群体社会心理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有一些论著是从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或特定的心理活动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莫世雄、马敏关于近代商人心理的研究，王玉波关于传统的家庭认同心理的研究都是属于这种类型。此外，如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王建光关于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归宿的研究、葛荃对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政治心态的研究（注：李桂海：《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口号的心理分析》，《争鸣》1987年第3期；王建光：《明代学子的心态及其价值取向的归宿》，《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葛荃：《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政治心态》，《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即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层面的群体心理状况的研究。程k1j401.jpg、张鸣研究历史上乡村农民日常意识和晚清乡村社会对洋教态度的心理分析文章，（注：程k1j401.jpg、张鸣：《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日常意识散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也是属于这种类型。
    程k1j401.jpg所著《晚清乡土意识》（注：程k1j401.jpg：《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是清史研究丛书的一种，作者将清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从个别思想家转移到中国的乡里社会，探讨了晚清乡土意识各方面的表现，包括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等等。这些“乡土意识”不是系统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表现在情绪、情感等社会心理结构的“浮表层次”的心理活动。因而这种研究，可以说是真正的心理史学的研究。
    有一些论著阐述的社会心理范围很宽，这种研究学科范围的界定也很活，比如“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民族性格研究”、“民族性研究”、“国民性研究”、“传统社会心态研究”、“民族心理研究”等等。（注：这方面的著作如：许苏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任剑涛：《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沈星棣、冯品英：《中国心-华夏民族性格的历史形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刘广明、王志跃：《中国传统人格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些研究无疑是多学科的，不是典型的历史心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也离不开历史上的社会心理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一些心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如许苏民称他所探讨的“民族心理素质”是指该民族历史地形成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国民行为定势为内容的心理--行为结构；沈星棣、冯品英认为他们所指的“中国心”是指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风尚等；刘广明、王志跃认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传统人格”也就是民族性格，是大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社会心理特征；陆震认为他所探讨的“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就是历史上承袭下来的那些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活着，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东西。
    尽管上述研究所用的概念不同，但都离不开历史上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只是不同于历史学那样对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或特定历史人物的历史心理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称为广义的历史心理研究。
    （三）
    以上，我们概述了当代中国心理史学的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学者对心理史学的基本态度和所作出的探索性的回应。这些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进行，可以是理论性的、总体的探讨，也可以是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特点：
    第一、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论著，有一些明确称为心理史学研究，有一些只涉及到心理问题，并不称为是心理史学。这些论著对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是深浅不一，有的论著基本上是运用传统的史学方法，但所研究的问题是属于历史上的心理问题。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这些论著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旧模式，向跨学科研究迈出了一步。因为既然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心理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沿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在研究的思路上必然会有所突破。
    例如，陆震的《中国传统社会心态》一书列入“中国社会史丛书”第五批，应是属于社会史的著作。但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著作，而是受到西方新史学影响的社会史著作。作者在《引言》中明确表示：他是受了“法国年鉴学派在心态史方面的研究成就的影响”，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心态的研究，就是想为中国心态史学科的发展“擂几声鼓点，出一点微力”。（注：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引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