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各路监司和州级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
    按照宋代惯例，各路监司出巡，可以接受途经诸州供应的“例册”所规定的酒食。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滕宗闵知楚州时，有一位监司过境，楚州依例给他送酒食。不料在送酒食的单子上写有“臣名……”字样，于是监司奏告朝廷，朝廷设狱审理，原来是“书吏误用贺月旦表，无他意”，但滕宗闵仍被罚“送吏部监当”。（注：《萍洲可谈》卷3。）不过，有关监司送礼和受礼的规定，直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才见记载。是月，中书省上言：“奉诏除依元丰旧制，设置监司外……严立出巡骚扰及受馈遗约束。”（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估计这一“约束”早些时候已经制定，这时只是重申“严立”。次年春天，朝廷颁敕规定：“诸与所部监司，若朝省所遣使命至本路，以香药馈送者，徒二年，折计价值，以自盗论。”（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八月，又有诏书规定诸路监司属官“即有公事差委勾当者，径诣所差处。沿路不许见州县官，及受馈送。违者徒三年，仍不许赦降去官原减。”（注：《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亦即禁止监司属官出差时接受州县的馈赠。但是，这些约束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如大观二年（1108年）十二月，另一份诏书透露，“诸路监司贪饕无厌，冒法受馈，鲜廉寡耻”。当时有臣僚上言提出：今后监司及帅司“巡历所至，止许收例册内馈送。仍乞今后于旧例册外别作诸般名目收受，并同监主自盗法，立赏许人陈告，仍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同时，又要求“今后朝廷专差体量公事官，更不许收受逐处酒食、馈送，违者亦依此。伏乞立法施行。”于是朝廷下令，“宜修立法禁，遍行诸路，先后条具以闻”。（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政和元年（1111年），有诏书指出，虽崇宁五年春颁敕，禁止各地以香药馈送本路监司和朝省所派官吏，但一些“不顾廉耻之吏”采取对策，“巧作名目”，“将香药变为饮食之类，折等价钱”。为此，进一步规定：“今后监司或朝廷所遣官至本路，虽非以香药馈送，并折计价值，而辄敢巧为别色名目收受者，并依上项崇宁五年敕条施行。”（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政和六年十二月，刑部奏申：“修立到诸监司……收受上、下马供馈者，各徒二年等条”，徽宗“从之”。将监司收取所属州、军的上马供馈和下马供馈者，处以两年徒刑等均正式立法。（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宋会要辑稿·职官·监司提举郡守》。）
    但宋徽宗朝是朝廷上下比较腐败的时期。宣和八年（1126年），有官员上疏重新要求“今后诸路应差官吏，须择清廉介洁之人，除批券之外，其余馈送并不许接受，比以赃论”。（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钦宗时，欧阳澈上书指出，监司每每出巡，实际是向州县勒索礼品。他说：“应监司受职之日，愿陛下召而面遣，叮咛告戒……仍乞立法禁绝其出接州县，无以顷时受官吏裒聚金银出界迎接，先次交与，谓之‘常例’。”（注：欧阳澈：《欧阳修撰集》卷2《上皇帝第二书》。）
    南宋时期，朝廷不断重申禁止各路监司送遗的规定，要求严格遵守各项条法。如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军器监主簿杨民望提出，监司存在三弊，其一为“公使互送，过于供给”，请求“命监司、帅臣互察”，朝廷“从之”。（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88。）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重申“禁监司交遗，及因行部，辄受诸郡折送，计所受悉以赃论”。（注：《皇宋中兴圣政》卷54《孝宗皇帝十四》。）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又诏监司、郡守互送，以赃论”。（注：《续通典》卷107《刑一》。）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上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御笔严监司互送》。）嘉定六年（1213年），再次“申严互送之禁”。（注：《宋史》卷39《宁宗三》。）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馈送类对监司接受礼物和馈赠他人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职制敕”规定了以下几方面：其一，监司“出巡，于所辖并干办处，越等及例外受供给、馈送者，以自盗论”。其二，监司（知州同）“非任满替移（在任二年以上非），虽有例册，辄馈送罢任之物及受之者，并坐赃论”。其三，监司（帅臣、知州同）子弟及随行亲属、门客，如在所部“干托骚扰，收取馈送”，罚杖八十。其四，监司的属官“缘路见州县官，若受馈送者，各徒二年”。同书“厩库敕”规定：各监司（发运司同）“若朝省所遣官至本路”，“辄以香药馈送（非以香药，别为名目馈送者同），徒二年。折计价值，以自盗论”。以上各条大多是北宋以来制定的，内容也基本相同，可以说《庆元条法事类》是这些条法的一个总结。
    就各州馈送上级官员和州级官员之间互赠礼品的规定而言，早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就“令诸州通判及钤辖、都监使臣，毋得受所在州官赐外添给钱物”。（注：《长编》卷8。）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四月，下诏温、鼎、广等州“岁贡柑，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原因是“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数百”，后来“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注：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禁以柑遗朝贵》；《长编》卷106。）景祐三年（1036年），国子博士王正平上疏提出，各地州官“得替进发，逐处公文百姓，用金银花送路，贫者不免作债。乞今后止许用草花献送”。于是朝廷下诏：“外任官得替，毋得受民所献金银花。”（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长编》卷119。）这里的金银花显然是用金、银制成的像生花，不然怎能一年四季都可“献送”州官，故朝廷下令只送真正的草花。庆历七年（1047年），御史何郯上言，谓“天下州郡每岁有例以贡奉所余果实等物送遗臣僚之处，旧虽著条约不许，缘诸处相承久例，未全止绝”，要求仁宗“下有司，申明旧制，断自今后诸处更不得以贡余为名，将果实等物送遗臣僚”，仁宗“从之”（注：《长编》卷161。）这里的“旧制”显然是指天圣六年四月的规定，所谓臣僚当然只是朝廷高官。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上疏建议禁止各州、军以公用钱物馈送，他说：“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类往来相馈遗者，并望严赐止绝。如敢故犯，乞坐违制之罪。”（注：《包拯集》卷5《请罢天下公用回易等》；《长编》卷188。）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太学博士何俌上言：“近年监司、郡守盖有供给之外，递相送遗，公行博易……望下按察官司严行禁止，悉遵现行条法。”朝廷予以采纳。（注：《要录》卷174；《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自孝宗朝起，朝廷还不断下诏严禁州郡“循习旧弊，巧作名色馈送”；或诏监司和知州“互送”“以赃论”。（注：《皇宋中兴圣政》卷53《孝宗皇帝十三》；《续通典》卷107《刑一》。）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一步采纳臣僚的建议，重申“自今以往，一切互送，并行住罢”。（注：《宋会要辑稿·职官·戒饬官吏》。）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厩库敕”规定：其一，各公使库“若例外巧作名目馈送，及受，并在任官月给有次而特送人，或以酒及应公使物馈送出本州界，各徒二年”。“以公使（正赐非）现钱、金帛、珍宝遗人，准盗论，减一等（例删内立定节仪非）。知而受之，并非果实、食物，更相遗送而入己，或知州、通判于月支供给外受时新、折送之类，坐赃论”。其二，各州“应供给、馈送监司（属官、吏人同），辄于例外增给，及创立则例者，以违制论”。规定各州馈赠监司的礼品应严格按照例册所定，不准例外增加和另创“则例”。其三，各沿边州和镇寨“于例外馈送，以违制论。受者准此。应干办官属，唯听受到发酒食，其余供馈（例册有者亦是）及一季内再至，虽酒食各不得受，违者杖一百。所送官司，罪亦如之”。（注：《庆元条法事类》卷9《职制门六》。）同样不准例外馈送和例外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