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关发运使、司法官及一般官员礼品馈赠的规定
    宋代发运使馈送朝廷高官和属官、吏人受礼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钟离瑾借上京“奏计”之机，“多载奇花怪石纳禁中，且赂权贵”，遭到殿中侍御史鞠泳等人的弹劾。仁宗作为主要受益人，一方面“面谕瑾急还所部”；另方面下诏命发运使以后“奏计京师，毋以土物馈要近官”。（注：《长编》卷108。）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特赐淮南等路发运司每年一笔公用钱专款，共300贯，规定“只得管设支用，不得辄将馈送”。（注：《宋会要辑稿·礼·赍赐》。）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规定：发运司差官出外（属官同），在“干办处越等及例外受供给、馈送者，以自盗论”；发运司（监司巡历同）“随行吏人，所在受例外供馈，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对于司法官员的受礼问题，《庆元条法事类》也制定了相应的条文。其中馈送类“断狱敕”规定：凡“被差鞠狱、录问、检法官吏（并谓罢本职本役者），事未毕，与监司及置司所在官吏相见，或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即受置司所在供馈，并与者，各加二等（所鞫事不相干者，事毕听受）”。为了确保司法官员不受干扰，公正地审理案件，不准他们在审理案件地点接受馈赠，如果违反，包括送礼者，都要罚杖100。
    对于一般官员及其亲属的馈送和收礼，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中书省上言，根据官员的反映，以为“近岁士大夫奔竞成俗，馈献苞苴之风盛行于时，不可不禁”。徽宗乃“诏令立法”。中书省拟定“诸命官以金缯、珠玉、器用什物、果实、醯醢之类，送遗按察官及权贵，若受之者，并坐赃论”。徽宗“从之”。次年，又下诏：“内外官以苞苴相赂遗，其赂遗并收受人，并以坐赃论。如有违犯，必行窜责。”（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规定送礼者和受礼者都要按贪赃罪论处。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之一，照录上述宣和七年的诏书，仅删去“如有违法”以下三句，而又以小字注明“亲故相送馈者，非”。同书“公用令”规定，凡公使库供给，“命官权摄他官而两应供给，从一多”；“若兼局者，通本职路两处具差往他处权摄者，到、罢馈送共不得过所权月，给一月之数”。只允许“权摄他官”者享受一处公库供给，而临时“兼局”者，只允许享受任职时期的“到、罢馈送”。
    六、有关官员礼品馈赠的其他规定
    除上述针对不同官员的专门性规定外，在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
    关于现任官员生日受礼和送礼的规定。北宋时，每逢宰执生日，照例都由皇帝赐给羊、酒、米、面等礼物。《三槐王氏杂录》说：“宋现任执政官生日，赐以酒饩。张文定（方平）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赐之，非例也。”徐度《却扫编》记载，“宰执生日礼物，旧多差亲属押赐”。（注：《永乐大典》卷13992《饩》；徐度：《却扫编》卷下。）同时，朝廷也没有对官员生日受礼和送礼作出具体的规定。如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一名绵州神泉县姓张的知县，刚到任，“外以廉洁自矜，内则贪黩自奉，其例甚多”。一天，在县衙门口张榜说：“某月某日是知县生日，告示门内与给事诸色人，不得有辄献送。”有一曹吏告诉县衙的其他吏人：“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辈知也。”大家点头称是。“至日，各持缣献之，曰‘续寿衣’。宰无一所拒。”接着又告诉大家：“后月某日是县君（按即其妻）生日，更莫将来。”这名道貌岸然的知县，其实是“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十足的贪吏。（注：李畋：《该（骇？）闻录》（《说郛》）；曾慥《类说》卷19《该闻录·知县生日》。）说明在号称严饬贪墨的宋太祖时期，对借生日之机迫使属下送礼的官员没有采取具体的约束措施。南宋高宗时，宰相秦桧权势薰赫，每逢他的生日，各地争相献上礼品。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九月，太学录万成上言：“昨者大臣专国，权倾天下，乃于始生之日，受四方之献，宝货珍奇辐凑其门。”秦桧开此例，各级官员遂纷纷仿效。所以，万成象要求严行禁止。于是由刑部立法：“诸内外现任官，因生日辄受所属庆贺之礼，及与之者，各徒一年。所受赃重者，坐赃论。”同年闰十月，正式颁布此诏。由是开始明文禁止现任官员在生日时接受下属的礼品，也禁止人们送礼。（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三》；《要录》卷175。）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又下诏命令“四川制置生日，庆贺之礼，如有循袭违戾，馈者、受者并置典宪”。（注：《宋会要辑稿·刑法·禁约》。）不准制置使在生日时收取礼品。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馈送类“职制敕”进一步规定：“诸内外现任官，因生日，辄受所属庆贺之礼（谓功德疏、放生之类），及与之者，各徒一年。诗、颂，减一等。所受赃重者，坐赃论。”在贺礼中，包括功德疏、放生、献诗、献颂等，都属禁止之列。
    关于官员犯非法收取礼品和赠送礼品罪量刑的比附标准。《庆元条法事类》迎送宴会和馈送类“旁照法”，收入“盗贼敕”两条、“职制敕”一条。“盗贼敕”之一为：“诸窃盗得财，杖六十。四百文，杖七十；四百文加一等。二贯，徒一年；二贯加一等。过徒三年，三贯加一等。二十贯，配本州。”之二为：“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罪至流配本州（谓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绞。”“职制敕”一条是：“诸监临主司受（财）及乞取所监临赃百匹，命官奏裁，余配本城。”这些敕条其实都源自《宋刑统》，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变化。如“盗贼敕”之二，系据《宋刑统》律文改写，原律文为：“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注：《重详定刑统》（《宋刑统》）卷19。）之二增加了“至流配本州”，并改三十匹为三十五匹。“职制敕”也系据《宋刑统》所收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七月七日敕条：“起今后，受所监临赃及乞取赃过一百匹者，奏取敕裁。”（注：《重详定刑统》（《宋刑统》）卷11。）只是最后增加了“余配本州”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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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有关各级各类官员礼品收受的一系列规定和条例的出现，表明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的管理已经走向制度化。当然，其中经历了补充、修改和完善的过程，有时还不得不删繁就简，使之更切实用。如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判大名府韩绛提出：“公使供馈条禁太密，乞删去监司卖酒及三路馈遗条。”哲宗“从之，令刑部先次立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公使酒》；《长编》卷373。）监司卖酒和三路馈遗“条禁”究竟如何“太密”，今天已难以弄清，但这至少说明有关馈遗条法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还做了条法的精选工作。不过，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从总体上讲，立法不严，而执法更宽；对上宽而对下严，其大部分条法都是针对地方官员和中下层官员；没有规定允许官员受礼的最高限额；一般不对违法者实行经济制裁等等。因此，在徽宗朝和南宋时期，朝廷常常无法制止官员之间的违法送礼和受礼现象，许多官员也是有恃无恐，馈赠之风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