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社会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女真族向中原迁徙、汉族向金源故地徒徙，以及契丹族向各地的迁徙。金朝的社会人口流动主要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而且贯穿金朝历史的过程，对金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女真族向南迁徙
    源于黑水靺鞨的女真族的向南迁徙，在辽朝就已经发生了。辽朝灭亡渤海移徙渤海遗民南下，黑水靺鞨随之南徙，女真之号出现于此时，成为臣属于辽朝的部族之一。辽朝时称女真族之在南者“熟女真”，入辽朝籍，在北者称“生女真”，不入辽朝籍，后来建立金朝的即是生女真中的完颜部。
    辽朝末年的生女真分为若干部，各部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其间的经济联系也不是很密切。所以，各部生女真的迁徙也只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至金朝建立前夕，随着女真部落联盟的发展壮大，诸部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但是，女真族人口走出故有的聚居地，形成颇具规模的流民潮，还是金朝建立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对辽、宋战争的发展，疆域不断扩大，为女真族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天辅五年（1121年），金太祖“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卢火旧居阿注浒水，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金史·食货志一》）。从以上记载中可知，这次移民是由金朝官府组织实施的，是为了满足猛安谋克户对土地的需求而进行的；迁徙的民户两部分相加至少有11000余户，规模是十分可观的；在下令婆卢火屯种泰州以前，就有女真族民户已经来到宁江州从事垦植。
    太宗时期，金朝已经确立了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又扶持伪齐刘豫傀儡政权代其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为了巩固在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秩序，金朝把大批女真族民户迁入中原，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悉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六》）。“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建炎以年系年要录》卷六八）。由此可见，金朝这次移民的规模是空前的，几乎把金源地区的女真族民户全部迁走。
    至金朝罢废伪齐政权，推翻挞懒主持与南宋达成的和议，重新夺回河南，并以强大的军事压力逼迫南宋订立了“绍兴和议”，与南宋隔淮河南北对峙，实现了对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直接编译统治。在这种形势下，金朝除了加强对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外，还面临着因长期战乱而带来的社会残破、经济凋蔽的严峻现实。于是，熙宗时继续大规模迁徙女真族民户进行黄河南北地区，并由此发展为猛安谋克屯田军制度。“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大金国志》卷十二）。关于南迁猛安谋克户的安置所在和人数，据《大金国志》中《屯田》条所记：“今屯田之处，大名府、山东、河北、关西诸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一四百人。”根据这组数字计算，应为5万人左右，与上述记载相差不多。但是，与“比屋连村，屯结而起”的移民情形相比，五六万之数似乎又太微不足道，很可能这两次的移民数字都是某一时期的记录，并不能全面反映移民的数量。即使如此，南迁猛安谋克户安置屯田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海陵帝即位后下令大规模营建燕京宫室，改称中都，天德五年（1153年）迁都于此，确立了金朝政治中心的地位。海陵帝的迁都，带动了金源故地女真族人口向中原地区的又一次颇具规模的迁徙。世宗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的与宰臣谈话中说：“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向焉近，并徙元南。”（《金史·世宗纪下》）世宗的话虽然对海陵帝不无批判之意，但亦可以从中看出这次迁徙的人口数量是很大的，以致于世宗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上京之行中，下令从速频、胡里改两路迁徙了猛安30谋克女真族民户充实上京。
    以上是金朝前期女真族人口向中原迁徙的大致情况，至金朝末年，由于无法抵御北方兴起的强大的蒙古的军事压迫，导致了女真族人口的再次向南迁徙。贞祐年（1214年），宣宗在接受苛刻的谈判条件换取蒙古自中都城下撤军后，又慑于蒙古军威，下令迁都南京，由此引发了全军在黄河以北的连连溃败。“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金史·抹燃尽忠传》）“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金史·胥鼎传》）这里所指的显然是当时黄河以北的整体社会破坏情况，猛安谋克户亦包括在其中。据宣宗时的大臣高汝砺估计，因河北战败流入河南地区以来是女真族人口流动最大规模的一次，但这一流动却是在金朝军事失败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前期有组织有目的迁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前后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女真族人口如同江河波涛一般涌入中原，使女真族这样一个在经济文化上都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有条件接受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的熏陶，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下，大大加快了女真族走向文明进步的步伐。同时，也对金朝统治下的民族关系格局以及金朝事关处理这种关系的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从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来说，金朝建立以前，生女真虽然已具有比较久远的农耕经济的传统，但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这主要是由于劳动人手的匮乏和生产技术的落后，使金源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和利用难以很快发展起来，所以在生女真的经济生活中呈现了农耕、渔猎、畜牧、采集诸业并举的局面。金朝建立以后，女真族的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农业不仅为衣食所系，而且事关金朝的征服战争胜负和统治秩序能否巩固的大问题，统治阶级无论是对金源地区农业生产的开发，还是对新占领地区因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越来越给予关注和重视。通过女真族人民辛勤开发，以及移徙以北来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金源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学习和接受了汉族农民的农耕传统和生产技术。就整体情况而言，至熙宗时期，农业已经成为女真族经济生活中的最主要部分，渔猎、畜牧、采集诸业则退居次要的补充地位。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能够如同女真族这样在短时间里迅速彻底的把经济生活的基础转置于农耕经济之上是不多见的。
    由于有以上的前提，女真族及其统治者在学习、借鉴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和经验以及汉族的思想文化方面也是十分迅速、彻底。在女真族的“汉化”即封建化进程中，章宗是一个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史称章宗时期“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之规”（《金史·章宗纪四》）。金朝国家的上层建筑主要方面的封建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至此，金朝统治下女真族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使女真族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上都真正具有了中国统治民族的资格。女真族的这一历史飞跃，如果没有向中原迁徙的机遇和所置身的全新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上是女真族向中原迁徙给女真族的发展与进步、给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这是主要的，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女真族是以征服战争的胜利者和统治民族的姿态进入中原的，其统治者碰到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好以落后民族统治先进民族、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尖锐问题。因此，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治的政权一样，金朝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女真族在金朝社会中始终处在特殊的地位上，皇室、各级贵族、文武官僚等构成金朝的统治阶级中的主要部分，这是勿庸置疑的。而一般的猛安谋克户即女真族平民虽然从形式上与上述统治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他们又是金朝着力扶持保护的社会阶层。比较汉族农民，猛安谋克户虽然承担着沉重的兵役，而他们的赋税负担却相对要轻得多，而且他们屯种的土地是由国家无偿拨给的，这些用于分配的“官田”又往往是剥夺汉族农民的私有土地而来。因此，由以上问题而引起的民族矛盾经常见诸文献记载，是金朝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金朝统治的衰弱也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