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族人口向金源地区流动
    在对辽、北宋的战争中，金军所到之处，都把掳掠人口当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对辽朝东京道所属州县作战时，为减轻进攻阻力，大力招降纳叛，对各族实行怀柔安抚政策，对占领区的各族人口就地安置，把他们编制在女真族固有的猛安谋克组织中。当金军进至长城以南汉族聚居区时，金朝的掠夺人口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把大批汉族人口强制迁徙到“内地”，以缓解金源故地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人手缺乏之间的矛盾。
    天辅六年（1122年）以后，金军应北宋之请，不战而下燕京，又在派遣大军追求天祚帝时控制了河东大部分地区。“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以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金史·食货志一》）金朝统治者所看重的是汉族人口所具有各业生产技术，拥有这些人口就可以为他们创造源源而来的财富。因此，在金朝初年，掳掠和安置汉族人口与其军事进攻并重，太祖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军中将领切实解决好掠获人口的安置问题，以防止发生新的逃亡。天辅七年（1123年），太祖下诏：“郡县今皆抚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释其罪，更宜招谕之。前后起迁民户，去乡未久，岂无怀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金史·太祖纪》）由于当时仍处于战争环境下，太祖的诏令能否不打折扣得到全部落实，是值得怀疑的，但起码说明金朝统治者对汉族人口的迁徙、安置是十分重视的。
    天辅七年（1123年）四月，金朝与北宋在处理有关燕京所属州县的交涉中，金朝把从辽朝手中攻取的燕京及其属下的檀、顺、景、蓟四州交还北宋；北宋向金朝转交原来给辽朝的岁币50万匹两和每年送交金朝100万贯燕京代税钱。双方围绕归还俘户的交涉中出现分歧，金朝坚持在此前投降北宋的辽军将领郭药师及其统领的常胜军8000余户（原来是辽东人，按金宋“海上之盟”的约定，辽东属于金军作战范围）应作为辽东俘户归还金朝。而北宋则以郭药师在金朝攻占燕京以前就投降了北宋，且已经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官职，拒绝了金朝的要求。当时北宋与金朝谈判交涉此事的官员向朝廷建议：“若以燕人代之，则不惟常胜军得为我军，又复得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烦国家应办钱粮，此一举而两得之。”北宋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金朝也接受了这个解决方案。于是，金朝在撤出燕京之际，“根据燕山府所管州县百五十贯以上家业者，得三万余户，尽数起发，合境不胜残扰，独涿、易二州之民安业者，良以先归大宋也”（《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金史·太祖纪》中对这次强制移民也有所记载：“命习右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强、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这些安土重迁的汉族民户先是向金军统师完颜宗翰游说，请求收回迁徙成命而未。当迁徙的队伍行至金朝南京平州时，部分人策动了辽朝降金的大臣、当时任南京留守的张觉以兴辽为号召起兵反金。张觉在受到金朝重兵进攻时势穷转而投降北宋，金朝据理指责北宋违背盟约，北宋不得已杀张觉，送其首级于金朝，并由此引发了金宋战争。
    太宗即位后，在对北宋战争的同时，继续把大批汉族人口迁徙到金朝内地。天会四年（1126年）闰十一月，全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次年四月，金军撤离开封时，被带走的北宋徽、钦二帝皇室、外戚、官员、伎艺、工匠、娼优，各类人等10余万人，成为金朝向金源地区迁徙汉族人口最多的一次。
    至天会六年（1128年），金朝把南宋的军事力压迫至黄河以南，在黄河以北的统治日趋稳固，在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的主持下，迁徙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等府州民户进入河北地区。这次迁徙人口的数量虽然已无从详考，但从移民所波及的地区之广，其数量当不会很少。
    金朝对汉族民户的强制迁徙是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金军铁蹄所至，庐舍焚毁，田园抛荒，百姓背井流亡。迁徙途中饱受颠沛之苦，即使随徽、钦二帝北行的皇室、后妃的性命都难以保全，普通百姓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初，男女北迁者，以五百人为队，虏以数十骑驱之，如驱羊豕。京师人不能徙走远涉，稍不前，即敲杀，遗骸蔽野。”（《三朝北盟会编》卷九）而迁入金源地区的各阶层汉族人，包括帝王子孙、官门仕族中的多数人沦为官私奴婢，以供驱役。
    尽管如此，大批汉族人口迁入金源地区，为女真族加快走向封建化提供了外在动力，对促进金源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首先表现在汉族人口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增加了经济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大大提高了金源地区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以农业生产为例，从今东北各地出土的金朝种类繁多的铁制农具，可见比较辽朝已有明显进步，在形制上与中原的农具非常接近。可以这样说：汉族人口的迁入，带来了我国古代东北农耕经济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次是数量众多的汉族士人的迁入，承担了传播汉族封建文明的重要角色，使女真族原来的闭塞、愚昧的落后状态大大改观。以金上京会宁府为例，“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时节序，皆一中国侔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在金朝初年的文人群体中，虽然仍以汉、契丹、渤海各族人为主，女真族尚未出现出类拔萃的文人学士，但也确实有一批根植于女真族民族传统土壤，在仰慕和学习汉族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大热情的优秀代表人物。如熙宗完颜亶自幼年起，其养父宗干即为他延请汉族学者韩昉为师，“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茗香，弈棋象战，徒失女真之本态耳”，“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汉文化的熏陶为完颜亶即位以后模仿中原政权进行金朝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