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渤海国盛时号称“海东盛国”，曾是礼义之邦。亡国后，其礼乐为辽金王朝所承用。《辽史·仪卫志》中记载的“渤海仗”，“天显四年（929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乾亨五年（983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守具仪卫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卫也。”渤海仪卫有乘舆、羽卫等物，仅用于东丹王或驻守东京的地方官，以示其为渤海人的首脑。由此推知，渤海族社会这一时期保有本族的礼俗。
    渤海乐在唐时即已传入中原和日本。辽金时期渤海乐成为宫廷礼乐的组成部分，《金史·乐志》记载：金朝宫廷礼乐“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吸收渤海乐创设宫县乐，乐工256人，乐曲声中有文舞与武舞两队相伴，是一种规模宏大的舞乐，“行大礼乃始用之”。宫县乐工“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乐舞和歌舞的表演形式是渤海族传统的歌舞乐习俗，在宫廷庄重肃穆的场合以乐舞形式为主，在民间则以活泼热烈的歌舞相伴的娱乐形式为主。《契丹国志》卷二四《王沂公行程录》记载：“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这显然是渤海人岁时节庆活动的形式之一，是很典型的群众集体歌舞，没有人数和场地的限制，大家边歌边舞，气氛十分热烈。另外，前面曾论及兀惹人聚会饮酒时，女子“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这是一种即兴的歌伴舞，表达了求偶的意愿，也体现了渤海族歌舞习俗的特征。
    打马球是渤海人十分喜欢的竞技博戏活动。辽金时期，渤海人中仍很盛行击马球的竞技活动，这既是马术、击球的技巧竞赛，也是力量、意志的角逐，体现了渤海人强悍的性格。然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渤海人的这种具有战斗风格的娱乐活动，曾一度被契丹统治者视为不安定因素而被禁止。《辽史·萧孝忠传》记载：“重熙七年（1038年），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毬，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毬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之。”击马球又与军事训练活动结合在一起，成为辽朝统治者为国家准备兵源，对渤海人寓习武于竞技娱乐的手段之一。
    渤海人俗崇佛。在渤海人居住址中常会发现佛教的遗物，前面言及的饶州城址内也采集到残存的佛像和经幢，从幢文中可得知，立幢人是“饶州安民县主事兼领县尉大（下残）”[2]。大氏，无疑是渤海人。辽金时渤海人出家为僧尼的人为数不少，连贵为皇族成员的金世宗的母亲李氏也遁入空门。然而，渤海族的佛门弟子的某些行为却与传统佛教徒大相径庭，佛教五戒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松漠纪闻》记载，金初完颜蒲路虎（宗磐）出任东京留守，刚到任就遇到两件与渤海僧尼有关的事，一是，“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柃瘿盂，遮道而献，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临遣时，宣戒我勿得饮尔，何人乃欲以此器导我邪？’顾左右令洼勃辣骇（女真语为敲杀）”。二是，“又于道遇僧尼五辈，共辇而载。召而责之：‘汝曹群游已冒法，而乃敢显行吾前邪。’皆射杀之”。前者僧人劝人饮酒，所劝的人竟是地方最高长官；后者僧尼无男女之别，在东京大街上同车而行。这种违反佛教戒规的行为，在渤海僧尼那里似乎无关紧要，这恐怕是在渤海风俗的影响下所出现的异化现象。
    综上所述，辽金时期渤海族由于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与汉、契丹、女真等族杂居相处，尤其受高度发展的汉族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民族习俗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在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渤海族的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民俗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渤海人基本以他族的习俗取代本族的习俗时，这个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到元代渤海人便不再见于史书记载。
    【参考文献】
    [1]延边博物馆。渤海贞孝公主墓发掘清理简报[J].社会科学战线，1982,（1）：174-180.
    [2]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J].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1）：21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