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得以以微小的代价结束政府之间的战后赔偿工作，首先应该感谢宽大为怀的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日本给亚洲各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中国1000万人、印度350 万人、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各200万人、菲律宾105万人、朝鲜20万人、新加坡0.5万人，仅此即达1875.5万人。尚有一些国家死亡人数不明。（注：田桓：《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 页。）同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价值620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且不谈战后初期美国或盟国提出的各项赔偿方案，就是按照《对日和约》签订后菲律宾、缅甸、印尼和南越政权提出的总共近3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 也足以使战后日本经济陷于困境。然而，我们看到，大部分国家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后放弃了赔偿，而要求赔偿的国家又将赔偿的数字一减再减，特别是此后中国放弃了赔偿要求，才为日本顺利地解决战后赔偿问题创造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宽容，才使日本最终的纯赔偿额仅为10.12 亿美元（相当于3643.2亿日元，不含媾和条约签订前按1941年价格计算的1.65亿日元）。如果按照当时日本人口9500 万人平均计算，每人仅负担约3800日元；如果按照当时日本1900万个家庭平均计算，每个家庭仅负担约2万日元。（注：〔日〕外务省赔偿部监修、 赔偿问题研究会编：《日本的赔偿》，世界新闻社1963年版，第157、176～185、186、196、223、243、26、28页。）日本从1956年开始向缅甸赔偿，这一年的赔偿额仅占日本政府一般财政预算的0.6%，此后从1957年至1961年， 赔偿占各年度政府一般财政预算额的比例分别为：1.1%、1.1%、2.1%、1.5%、 1.7%，这笔费用大体上相当于日本政府一般预算中的“结核病对策费”。（注：〔日〕外务省赔偿部监修、赔偿问题研究会编：《日本的赔偿》，世界新闻社1963年版，第157、176～185、186、196、223、243、26、28 页。）日本简直就是以微不足道的代价，不仅完成了战后的赔偿的工作，而且以此打开了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注：关于日本通过赔偿打开对东南亚贸易的问题，请参阅拙著：《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28～134页。）
    最后，还应该指出，赔偿工作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作为媾和后日本外交的重要工作，是围绕着日本对美外交这个中心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配合与支持，日本的战后赔偿不可能如此。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美国方面曾制定过相当严厉的“鲍莱赔偿方案”。但在1947年以后，由于“冷战”的影响和出于远东战略的考虑，美国便不顾远东委员会和其他战争受害国的反对，一再坚持主张减少日本的赔偿。媾和之际，美国又试图说服所有受害国放弃赔偿，只是在部分亚洲国家的坚决反对之下，才在《对日和约》中作了有利于日本的赔偿规定。《对日和约》签订之后，美国在防止共产主义向亚洲渗透的政策指导之下，积极主张日本向东南亚扩张势力，并在“日美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唆使日本填补由于法、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继撤出东南亚各国而使该地区造成的“空白”，吉田茂写道：“现在，东南亚还没有开发，居民的生活程度还很低，这种地方是最适于产生共产主义萌芽的温床。同时，亚洲的民族主义现在也面临着被共产主义乘机利用的危险，……东南亚各国天然资源丰富，只要努力开发资源，使当地民族丰衣足食决不是难事。”（注：〔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78页。）于是， 日本以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南下为名，不仅积极参加了西方国家援助东南亚各国的“科伦坡计划”，而且利用赔偿向东南亚各国扩展经济势力。在日本与印尼的赔偿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政府曾明确表态：“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缔结和平条约，加强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通商、经济上的地位，这是两国所希望的。美国希望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开发承担更大的作用。”（注：〔日〕安原和雄等：《战后日本外交史》第4 卷“走向先进国家的道路”，三省堂1984年版，第123、124、146页。）美国认为，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势力，是配合了美国的全球战略。正是利用了美国的这种心理，日本在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情况下，开拓了东南亚市场与原材料产地，使资源匮乏的日本经济走上了增长之路。因此，对于日本违背盟国战后初期的赔偿原则，美国是最大的责任者，而日本则成为最大的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