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书残卷所登录应当是手状，或者说是官府据以编定的户籍具体内容。文书中登录的共有两户，其中前一户人口情况不详，只剩下事产与孳畜的情况，后一户的登记内容除了最后一小部分残缺外，基本保存完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元代在进行户籍登记时，是将以前的登记情况抄录在前，然后再据实抄录现在的情况，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为人口部分。首先是户主的姓名，这里的户主，实际上就是家长。一般由男性直系尊长担任，但有时也有女性尊长担任的情况，此时即构成女户。（注：元朝“女户”一词，最早见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乌台笔补·论贫难军合从所属定夺事状》，以后在《元典章》等政书中也偶有出现。有关“女户”的研究，可参见柳田节子《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70页--272页，创文社，1995。）以下则按照成丁、不成丁分别登录户下即家庭的成员，其内容主要包括同户主之间的亲属关系、姓名、年龄。如果有驱口的话，还要在后面附带登记驱口的性别、姓名、年龄。由于驱口形同主人财产，不向国家承担差税徭役，所以没有成丁与不成丁的区分。（注：驱口，在元代的地位类似于奴婢。据徐元瑞《习幼吏学指南》：“驱口，谓被俘获驱使之人。……其所生子女谓曰家生驱口，若驱口自买到驱口谓之重口，盖此流亦同财产耳。”）
    二为事产部分。所谓事产，按照元人的说法，“营业谓之事，家财谓之产”。（注：《习幼吏学指南》。）从文书残卷登录的内容来看，事产主要包括房屋与土地两部分。其中，房屋包括所数与间数；土地包括亩数、种类与收成。
    三为孳畜部分。所谓孳畜，按照元人的说法，“生育乳化曰孽，积藏蕃养曰畜”。（注：《习幼吏学指南》。）从文书残卷登录的内容来看，孳畜主要包括孳畜的种类、数目。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元代的户籍登记，主要应为人口与事产（即所谓的丁产）两部分。至于亦集乃路把孳畜部分单独划作一项，大概是因为这里的畜牧业较中原与江南地区发达的缘故。而从该文书残卷来看，前一户的孳畜为“羊四百马卅八疋牛一十只”，后一户（即兀汝户）的孳畜为“马三疋牛一只羊七十口”，其数量之多，以农耕为主的中原与江南地区确实也难与匹敌。
    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历代户籍制度，都有定期举行登记与检核的规定。但蒙古国与元朝大规模的户籍登记，只进行过四次，（注：其中，前两次分别是在大蒙古国时期的乙未年（1235年）与壬子年（1252年）进行的，称为“乙未户籍”与“壬子户籍”，后两次分别是在忽必烈在位时期的至元八年（1271年）、至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1289-1290年）完成的。）在这方面显然缺乏制度性。早在元朝初年，胡祗遹就曾指出过这一弊病，认为：“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听奸民之妄诉。中间亦有实是消乏独夫寡妻孤子无产业者，亦不能辩明”。（注：《紫山大全集》卷二二《军政·贫难消乏之弊状》。）从上述文书残卷登录的后一户来看，也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该户的前一次登记，即元佥户主为即兀屈支立嵬，四十三岁，当时其孙即兀汝还没有出生；后一次登记，户主为即兀汝，四十二岁，此时即兀屈支立嵬已经去世，即使即兀汝在前一次登记后的当年出生，两次登记的时间间隔已达四十二年之久。其间人口、事产、孳畜的变化情况，很难在户籍帐面上得到反映。当官府征收赋税，摊派差役时，不可避免地导致胡祗遹所说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