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最大事件是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及其巨大成功。近些年，新史学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重视，介绍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但绝大多数著作和评介都是专题性的，显得零碎、缺乏系统。新史学在历史研究中引进了大量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社会史、新经济史、人口史学、家庭史、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等新的史学学科，分枝繁杂，学派林立，这种状况也加大了系统、深入地把握新史学的发展源流，了解其学科特性的难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徐浩、侯建新两位先生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以下简称《当代》）一书，较好地解决了系统地把握20世纪西方新史学学术流变的总体趋势和特点等问题。本文就西方新史学中的“总体史”观点，结合《当代》一书提供的时间线索和演变进程来进行探讨。
    一、新史学的“总体史”观点是西方史学传统的产物
    新史学的总体史观点是新史学与其他西方史学流派区别的标志，是新史学的旗帜。年鉴派新史学是对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总体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当代》在叙述新史学的产生时，没有简单地将新史学作为19世纪传统史学的反叛来叙述，而是将新史学放到西方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追叙了新史学的总体史观的源头，完整清晰地展现了总体史观的发展过程。总体史观在西方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与另一种狭隘的政治史模式相区别而存在的。有着西方“历史学之父”美誉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一种宽广博大的人类学式的或社会史意义上的文化史或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著作。”稍晚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际上只是一部政治军事史著作”。他们代表了古代西方史学的两种不同的传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治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简化为政治、军事、外交、宗教为代表的广义的政治史，或者是杰出人物的历史传记。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人主张恢复希罗多德的传统，“力主建立一种全面的、普通人的分析式的新型史学”。19世纪中后期，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和西米昂也倡导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总体历史”，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体质状况以及民众意识、习俗等在内的大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一种分析式的而不是单纯叙述式的历史”。这些理论和主张，“为20世纪年鉴派向传统史学发起全面挑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新史学指明了方向”（注：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47～51页。）。19世纪，西方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是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但是在法国，由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所代表的法国近代史学传统在抵制兰克学派的史学传统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兰克史学对法国史学的影响和危害都轻得多，法国近代史学传统成为培育现代法国新史学运动的沃土和温床。
    进入20世纪，欧美史学家以亨利·贝尔和鲁滨逊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把跨学科方法与历史综合研究作为他们新史学观的主要内容，对年鉴派新史学的产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主张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军事、外交和杰出人物以外的其他领域也要研究，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在方法上反对兰克史学只知罗列史实史料的“客观主义方法”，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些主张都在年鉴派新史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总体历史观、跨学科方法与历史综合研究，是年鉴派新史学区别于传统的兰克史学的重要标志，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曾被年鉴学派以前的历史学家主张和探索过。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接过这些传统，将其作为反对兰克史学把政治事件和杰出人物的传记当作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个别的封闭式考察这一传统的思想武器。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要求扩展史学研究领域，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建立一种“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的主张，是与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总体史主张一脉相承的。
    总体史是年鉴学派成立以后的新史学始终追求的目标。但在年鉴派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年鉴派不同时代历史学家那里，对总体史的理解和把握又显示出差异。年鉴派第一代历史学家直接继承了伏尔泰以来的传统，主张建立一种“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在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那里，总体史应该包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正是从这种总体史观出发，他们才在“年鉴”前加上“社会”这个重要的修饰语。由于“社会”这个词的含义过多，而且又“模糊”，他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注：勒高夫等编：《新史学》，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马克·布洛赫宣称，“历史不容划地为牢”，“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比起他们的先辈，年鉴派第一代史学家所要建立的总体史“并不是各种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凑或堆砌”，而是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及其生活的环境中的一切复杂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历史。《当代》一书总结说：“历史应该是整体性的，它的主体是人，失去人的存在和活动，历史也就失去存在的条件与意义。但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他们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产水平中生产和生活的群体。”（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122页。）围绕着这个中心， 布洛赫和费弗尔在“社会史”的名义下开展经济社会史研究，他们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从想像、群体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所作的研究。（注：参见勒高夫《新史学》，1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也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主题跨越了经济史、社会史、 文化史和心态史的广阔领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年鉴派使历史学实现了从政治史到总体史、从表层进入深层，从少数人过渡到社会群体的革命性转变，为总体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